李星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竞技体育是专门性、职业性很强的活动，其运作应当由专业人士负责，而保持高度独立，尤其是要独立于权力。否则，其职业伦理容易受到伤害。伦敦奥运会上爆发的“丑闻”，便是最新的例子。
伦敦奥运比赛正酣，中国军团传来了两个不小的“丑闻”：一个是举重选手周俊“被奥运”，结果一败涂地；另一个是羽毛球女双组合于洋/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尽管有人痛骂运动员，但更多的人是谴责幕后的决策者，抨击“举国体制”。这的确是一个反思与改变中国体育制度的良机，我们不能再对其中的顽疾视而不见了。
众所周知，中国职业体育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包办和政府主导，几乎是权力掌控一切。当局对体育的控制呈现出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征，宛如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国家体育总局，权力的触角延伸至各个层级、各个角落。
即使是那些号称俱乐部化的运动赛事中，权力的作用和影子也无处不在。近些年不断曝光的足坛黑幕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个大佬们的倒台即是权力膨胀的最好注脚。权力掌控体育的后果是，腐败的基因侵入体育的肌体，各种不公正、背离职业伦理的现象盛行，尤其是在一个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社会里。
在很大程度上讲，竞技性体育是一种专门性、职业性的活动，其运作应当由专业人士负责，而且应当保持高度的独立，尤其是要独立于权力。否则，其职业性特征和职业伦理容易受到伤害，甚至可能被完全牺牲。
其实，职业性的活动是最不适合由政府控制的，其固有的特性要求其远离权力，远离官僚制，远离行政化。譬如，司法、教育、医疗等都是高度职业性的活动，都不应受权力的操控，不应行政化、官僚化。
体育也一样，其职业性特点，要求它不应成为权力的奴婢，不应受制于当权者的喜好。尽管没有权力的干预体育界也可能出现丑闻，但权力的介入则可能摧毁体育职业。
权力操控体育伤害的不仅是运动员、教练和裁判，而且是广大观众，以及体育伦理和体育精神。在权力主导的体制下，参赛者不是真正的职业运动员，而是国家的“螺丝钉”，是为国争光甚至是为掌权者争光的“机器”。
一旦进入了这个体制，他们便丧失了自己的选择和目标，甚至他们自身也不过是获得奖牌的手段。他们不仅要经历超越极限的身体痛苦，而且要忍受摧残人性的精神折磨——诸如被隐瞒亲人去世的消息等。
同时，权力下的体育常常无视公平竞争的规则，不尊重对手，不尊重观众，背离职业伦理和体育精神。在国际舞台上，它往往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制造虚伪的扬眉吐气和国家实力假象。
人们知道，这次羽毛球“假打”并非第一次，总教练李永波曾亲口承认，2000年悉尼奥运会叶钊颖输给队友龚智超就是“让球”的结果。他还说：“我不太赞成让球，每场让球都有人受到伤害，心里都不太忍心，可在中国我们最终目标是国家利益。”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为了恢复职业运动的本来面目，让体育远离权力、回归民间，是十分必要的。在很多国家，职业体育都与政府无关，完全是民间的事，各种运动和比赛都是由私人、俱乐部或者NGO组织的。
在美国，各种体育赛事基本上由职业协会发起，无论是篮球协会NBA，还是棒球联盟MLB，都是纯粹民间的体育组织。参加奥运会等国际赛事的各种美国运动队，也大都是临时拼凑的，并非固定或者长期的“国家队”。那里的运动明星一般也不会因为拒绝为国效力而饱受责难。
从根本上讲，体育运动是私人的事，不需要国家插手，民间完全有能力办好，甚至办得更加纯洁，更加高雅。
体育行业需要的不是官治，而是自治。同时，国际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应改变现在以国家为比赛单位的做法，让个人或者俱乐部独立参赛——这或许是弱化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有效途径。
应当强调的是，权力并不会自动退出体育，变革的推动依赖每一个人，包括身处其中的运动员。尽管运动员也是权力体制的受害者，但他们同样负有改变现状的责任，正如法官也负有推动司法变革的重任一样。
一个法官决不能拿外来干预作为自己枉法裁判的辩护理由。一个人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就选择了捍卫正义，哪怕冒着丢掉乌纱帽甚至杀头的危险。一个运动员也一样，必须与所有背离职业伦理和体育精神的企图奋力抗争，哪怕失去一块金牌甚至牺牲自己的前途。
别等着他人去改变，别等着搭便车，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体制”就是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