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屹转自自由亚洲网
但是，政府采取的这点举措并不带有任何道歉的意味，这引起了人们充满质疑的愤怒。
纽约时报中文网最近发表题为“开放二胎后中国为女性‘取环’，引发众怒”的文章。
文章说，2012年，当北京的卢秋梅生下女儿几个月后，当地官员来到她家，对她说，按照规定，她需要在体内放置宫内节育器。
曾任广告主管的卢秋梅认为，这种要求对她的身体是侵入性和侮辱性的，而且具有潜在的健康危害。然而，像她之前的亿万中国女性一样，她也去国有医院挂了号，看了一位妇科医生，放置了一个节育器。
“这个不应该有的东西，然后现在又把它当成一个全民的福利来弄，”36岁的卢秋梅对政府的做法嗤之以鼻，称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虽然在其他地方，IUD通常可以在门诊室里取出来，医生只需用上面带的小绳儿将其拉出即可，但是在中国，取IUD常常需要手术，因为中国大多数IUD的设计或改造是为了让其更难取出，有些IUD上的绳子很短，有些则根本不带有绳子。
许多中国女性一想到政府要再次插手她们的私生活就感到恼火。而且对许多母亲来说，政府的这个提议已为时过晚，她们已不可能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
“因为在这样看来的话，其实就是人家把你弄伤了，然后帮你把伤口补好，”25岁的张忻天说。两年前，在东部省份浙江，她眼看着自己的母亲为了把子宫内放置了二十多年的IUD取出来，进入了手术室。
在中国，妇女通常在分娩后不久就会放置IUD，同一个IUD会一直放置到绝经期为止；而在美国，最常用的IUD通常被认为具有10年的有效期。中国用的宫内节育器提供更长时间的避孕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要求妇女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放置宫内节育器，在生了两个孩子后做绝育手术。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冒着子女无法在公立学校读书、无法获得医疗保险的风险。拒绝这样做的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则会失去公职。
据官方统计，从1980年到2014年，共有3.24亿中国妇女放置了宫内节育器。有1.07亿女性做了输卵管绝育术，又称女性结扎。地方官员评政绩要看他们是否完成了计划生育的指标，这导致一些官员下令对拒绝放置IUD或做绝育手术的女性采取强迫的做法，也出现过强迫堕胎的情况。
就此，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中国政府这样做实在是厚颜无耻，把中国妇女不当人看待，让你生就生，不生就不生，隔多久生全由党说了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害的是妇女和孩子，家庭。那么多的妇女做了结扎和上环手术，数字惊人。而那些因为这些手术而死掉和感染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而政府对此完全不道歉。
目前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阴之道》作者马建先生，一直关注中国妇女生育权利，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与中国政府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以往是妇女生育后要上环，现在要光明正大地摘下来。这证明中国政府知道它的计划生育国策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马建先生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宫内节育器从强迫放置，到手术摘除，人们会问，我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在哪里？他认为，中共从建国不久，就开始不仅控制人们的头脑，还要控制每个人的身体，包括女人的生殖系统，人只是数字，没有人权可言。他说：“这让我想到慈禧，慈禧当年放开女人小脚，如今中共又把女人子宫控制住了。人们基本认为个人是小我，国家是大我，大我来收拾小我理所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生育权利抓在国家手里。中国政府能知道人口的危机，也知道政策要改变，但意识的改变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去年，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把独生子女政策扔到了共产党废弃教条的垃圾堆上。在没有一点表示遗憾、或承认可能犯了错误的情况下，共产党一改惩罚夫妇生育二孩的做法，转向鼓励他们繁衍后代。
为此，一名官员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未来三年里，有1800万符合条件的妇女可得到免费取出宫内节育器的手术服务，以让她们能够生育二孩。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司副司长宋莉说，“我们国家从法律、从经费、从服务体系等方面为群众获取免费取环服务提供保障。”
但是，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这种令人晕头转向的政策反转、家长式的态度，以及一点都不承担责任的做法，在一些人看来太过分了。在新闻发布会后的短短几个小时里，互联网上充满了愤怒之声。
深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韩浩月在一篇发帖中写道，大规模地在女性身体里放置宫内节育器“是一种非自愿的强迫性的残害行为，现在又以送服务的说法免费予以取出，在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觉得是给千万受残害的女性送福利，脸皮之厚，天下无双”。这个帖子已在中国版的Twitter——微博上被分享了近3000次。
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公民，他的小说《蛙》中的主角为强制放置宫内节育器实施恐怖统治，试图抓捕那些偷偷将其取出的妇女。
目前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阴之道》作者马建先生评论说，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认为这都是正常的，所谓的人民都是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不能有独立的个性和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你会发现，中国母亲生孩子的愿望已经达到最低，劳动力会短缺，当兵又去哪招？如果独生子女去打仗，打死一个就是家里断种，社会根基会因为人口问题被动摇。
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表示，今天的所谓福利、免费，应该是自愿免费取环，然后应该是人人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并且，政府应该公开承认错误。因为无论是从人权的角度，从经济上，肉体上，中国政府对待中国的妇女政策，从1979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以来真是惨无人道。不能现在一免费就可以免了这么多年的灾难。
谈到中国政府毫无道歉的愿望，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先生说，中国政府道歉的可能性很小，是因为他们根本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严重性就在于每个家庭都受到过伤害。结扎的没办法再生育，上环的可能长在肉里，再怀孕的可能性很小。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即使赔偿也是一个很遥远的事，这是一种罪行。母亲受到的伤害，永远不应被忘记。
在中国大陆，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上环”，其字面意思是“放上一个环”，环是指曾经用低成本的不锈钢做的那种，尽管这种环引发并发症的机率更高，但在十多年里，它曾是政府最喜欢用的节育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环被更安全、更有效的宫内节育器所取代。据中国的妇科医生说，中国女性用的宫内节育器原是要无限期地使用下去的，必要时可用手术取出。
或许是因为出现了与早期型号有关的问题，中国现在依然对IUD于女性健康的影响存在普遍的担忧。2012年，腾讯网发布了一个长篇报道，称“由于手术粗糙、卫生条件差等原因，上环严重损害了一些妇女的身心健康”。
中国知名纪录片导演、63岁的艾晓明表示，包括她自己在内，许多女性从来没有被告知放置IUD后会出现潜在的并发症，需要定期进行检查。在摘掉IUD的手术失败后，她不得不切除了自己的子宫。“在中国政府的眼里，妇女是劳动力。”艾晓明说。“如果国家需要你生，你就生。不需要生，你就不生。”
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说，她们在中国大陆做的一些项目表明，中国农村妇女为了生第二个孩子，躲上环，逃到大山里面，还不如当年的白毛女。
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先生指出，在中国，人的生育权不被重视。而且很多女人会因为带环引发各种疾病。比如，国产的不锈钢环因为质量差可能会锈在里面，很难往下摘。不是人们想象的摘了环然后再怀孕。政府中早有人呼吁让已经绝经的妇女马上摘环，医学界也提倡将其列为政府计划生育中的一项。马建先生说，他感觉中国的母亲很像一群俘虏，想对她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摘环带环全在政府，特别是农村。
纽约时报的文章援引研究中国一胎化政策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社会学教授王丰的话说，政府似乎准备在更大范围内摘除宫内节育器。“他们在估计人数，有多少人需要做手术，就好像是又一个政府项目，”他说。
政府急于这么做，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担心中国人口出生率剧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个数字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低之一。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平均生育1.05个孩子，远低于超过2.1的人口替代率。
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说，既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那么为什么计划生育罚款政策不取消？因为这已经成为稳定其统治基础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用罚款来雇佣计划生育人员，成为经济链的一部分。而且，因为见不得人，政府从来不公布罚款到底罚了多少钱，张菁女士说，现在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合并，成为更为强大的政府部门，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生育协会，人员编制庞大。如果罚款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改变，这些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就会失业了。罚款的款项如何使用的，合理还是非法，全不知道。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为摘除IUD的服务进行辩护，表示政府也会支付输卵管复通手术和男扎复通术的费用。这类手术更加复杂，批评人士表示中国大多数医院不具备做这类手术的条件。北京和睦家医院妇科大夫达利奇·马里奥特(Dalice Marriott)表示，宫内节育器在体内放置太久，会有“嵌入子宫壁”的风险。“这样去除手术就困难得多，”马里奥特说，并表示手术还可能导致出血、感染或损伤子宫。
纽约时报的网站称，在被问到对政府去除IUD的措施引发公众强烈抗议有什么看法时，毛群安回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没有刻意强调它是一种福利。”
中国知名性与家庭问题学者李银河为政府的举措进行了辩护，坚称人口控制措施“不是拿女性权利当靶子”。“国家不搞这个的话，不仅对男的不利，对女的也不利。”她说。“妇女牺牲自己的生育权是为中国整个社会做出牺牲的。”
就李银河的观点，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先生提出了批评：“她可能不是一位母亲。因为她可能没有孩子，没有做过母亲的心态和母爱，只靠头脑活着。李银河可以替国家大我来说话，就是人口应该被控制，女人不生孩子反而就解放了，你可以写小说当女科学家。但你忘了一点，女人并不因为生了孩子而变得更笨或不能有所成就。“
马建先生最后表示，中国必须全面开放计划生育，下一步才能走到让政府道歉，为所有中国母亲和死去的婴儿们建立纪念碑，真正反省，找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伤害和对中华民族深远的影响，这个工作太需要做，但又是个长期的工作。马建先生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社会家庭城市村落以及各种关系的破坏，对中华传统的破坏非常严重，包括对宗教信仰，人文的破坏。现在独生子女的结构是可怕的，对政策设定，社会发展都有影响，基本上母亲的角色变得极不重要，将来的后遗症会逐渐显现出来。而一个社会往往是以母亲为中心的，这对社会稳定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考虑到将来中国会有更少的年轻人赡养更多的退休人口，学者对一场正在逼近的人口结构危机发出了警告。但许多夫妻对生二胎没有兴趣，有些是因为潜在的费用，有些则是因为年龄原因。纽约时报援引研究中国人口统计的科学家易富贤的话说，中国能生二胎的女性有一半都在40岁或以上。“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易富贤表示。“一方面目前生育意愿极低，因此中国政府实行免费手术，也无济于事了，对生育率影响甚微。”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7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