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屹转自中国妇权网
記得柴松林教授對我說過，辦一本雜誌若撐過兩年就可以過關，然而經過社委、我妹妹、我的學生、讀者聯誼會的義工、亞洲協會、海外的楊美惠、姚李恕信、張系國(願意接受小雜誌的採訪)等義助，牢裡呂秀蓮的關切、國內的名專欄作家薇薇夫人及開明男性的支持，1984年「婦女性騷擾問題問卷調查」發表後媒體的熱烈報導，《新知》在1984年6月仍面臨斷炊的危機。我憑著一股熱情，聚合婦女們共同做事，兩年來始發現婦女們的經濟條件有限，又缺乏分工組合的經驗，如今面臨考驗，大家必須開會檢討。我們開了三次會，因為雜誌社若三個月未出刊就會被撤銷登記，所以最後決定在《新知》目前經濟能力許可下，每月以報紙型出刊，免費並擴大贈閱讀者以凝聚士氣，再想辦法蓄積更多的經濟力，暫時解決了《新知》被解散的命運。在小本《新知》停刊三個月後，10月《新知》便以一張報紙出刊，我以社論「重新開花，繼續結果」勉勵大家，不死心地繼續發聲及召喚婦女們加入《新知》。報紙型第二期(總期數算來是第30期)就改為正確的半張報紙大小出刊，每月出刊至1986年3月，維持了一年五個月。記得在1985年姜蘭虹在台大召開「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中，最後在「台灣婦女地位與角色的回顧與展望」這組的討論中，廖榮利、鄭為元的論文〈蛻變中的台灣婦女——軌跡與前瞻〉 提出一份調查報告，說明在540份的應答資料中顯示，有60%的婦女不認為未來10年間需要新的「婦女運動」，小學教師與女警反對最為強烈，達79-80%。記得我當場挺身質疑這份調查報告，指出他們沒有將父權社會打壓婦運的因素說明清楚，況且大多數婦女並不知道婦運是爭取她們的切身利益，正統的學校教育又不教婦運的歷史，媒體污名化婦運是女人與男人對立，這份調查報告應是這種社會結構下的產物，本身是扭曲的、反婦女的。可是，我的發言只得到兩位教授以學術之名(做了問卷調查)而辯解其實。難怪當時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也質疑「台灣有沒有婦女問題」？「婦女問題是否只是一小撮女人的心理問題」？
然而我們並不氣餒，1986年4月鄭至慧主編《新知》(改成菊8開大本，頁數仍薄)之後，王瑞香以筆名「安小石」、「沙凡」為《新知》執筆，沙凡的「女人的感觸」專欄令讀者非常喜愛。檢閱一下《新知》改版從47期-56期共10期的封面，取材自「國際性女性刊物 Isis」、「戴榮才1983年作品——畫家筆下的女人」、「美國婦女研究刊物Signs——婦女成就海報」、「女性藝術家 Sudie Rakusin 1985年作品——蘭花頌」、「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的電影《紫色姊妹花》女主角西莉」、「女攝影家 Marcelina Martin作品——靈視」、「美國女性藝術家 Patricia Dryden作品——舞者」、「德國女性主義畫家 Gretel Hass-garber 1978年作品——廚房」、「女性主義畫家 Dorothy Dobbyn作品——許多個月以前」，每期都撼動人心，讓《新知》的讀者視野大開，原來女人的姿容如此活躍生動，尤其第50期「美國婦女研究刊物 Signs——婦女成就海報」，將工廠女工、不同時期的女性肖像、中、美、英的作家、畫家、革命家、女權運動者等的面貌，生氣勃勃地匯聚一起，讓讀者十足地感受到婦女集體又多元的生命力，完全不同於一般電視廣告、街頭海報被物化、性化的單調的女性角色。就是因為這些封面展現了女人的多樣性及美感，加上《新知》對世界及國內婦女動態的報導，至慧、慶容、毓秀及我的分析文章的深入，《新知》開始站穩腳步、吸引大學女生。加上與已逝世的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一起享譽全球的女性主義思想家西蒙‧波娃在1986年4月14日過世，《中時》人間副刊向我邀稿介紹她，也助長了婦運的聲勢。我綜合一些資料 ，在人間副刊寫了一篇短文紀念波娃，我特別說明其名著《第二性》，將女性做為社會「第二性」的觀點，是指「次等族類」，亦即不只是社會階級的「第二性」，因為階級有時會跟著社會變遷而改變，「次等族類」的女人，因帶著天生的烙印，不易跟著社會變遷而改變，她與種族的烙印類似，鬥爭更為長期又艱辛。
另外，徐慎恕在《新知》與女青年會1985年3月推出家庭主婦年活動後，《新知》開始組織家庭主婦讀書會。慎恕又於1986年8月出任由柴松林領導的《新環境》雜誌社的執行秘書，召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主婦，包括《新知》的家庭主婦成員，她們積極地推出不少活動。記得1987年這群身著黃色綠圖小背心的娘子軍，在麥當勞站崗高喊：「拒吃高價漢堡！」、到台大醫院勸導：「請勿製造二手煙！」、在青年公園示範：「垃圾分類好處多！」、與《新知》聯手去國父紀念館抗議：「爭取婦女工作權！」，讓台灣社會對家庭主婦參與社會的角色耳目一新。後來陳來紅也投入主婦聯盟，組織工作做得更好，在1989年改組完成獨立的「主婦聯盟基金會」，陳秀惠為董事長、陳來紅為秘書長，一直是改革台灣社會的一股婦女力量，深受社會各界的贊揚。同年5月以結合婦女力量、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的「進步婦女聯盟」成立，曹愛蘭、蔡明華、袁嬿嬿為主要成員，她們致力於台灣的民主運動、在推動國會改革(萬年立委退職)上可圈可點，後來在民進黨內部組成婦女發展委員會，以補民進黨對婦女人權的不足。至於晚晴協會的前身「拉一把」協會，1986年「拉一把」協會的會長為劉甜英，她在1987年10月說服她的婆婆，將一棟與台北市北門郵局相鄰的五層樓閒置的舊磚房的三樓低價租給《新知》，《新知》再將其中一間免費給晚晴做籌備處，後來晚晴租下4樓、婦女救援會租下5樓，成為1988-92年的婦運中心大樓 。晚晴在1988年6月5日舉行的成立大會，施寄青取李商隱〈晚晴〉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的命名，的確比「拉一把」要寓意深遠，切中離婚婦女追求中、老年幸福的渴望。因為施寄青善於演講、宣傳，「離婚教主」的名號日漸響亮，使晚晴會務蒸蒸日上，後來便租下4樓，4樓就成為眾多離婚婦女晚上聚會之處。尤其星期一晚上的「談心會」，最受婦女們歡迎，離婚的婦女們在「同色羽毛」的安全感認同下，完全拋開顧忌，盡情地吐苦水。有趣的是，吐來吐去便發現自己的遭遇並非唯一，也不是最慘，在姊妹們的七嘴八舌中不但找到溫暖，更找到改革社會的力量，當今台灣婦運的成就之一：「民法親屬篇的修正」，晚晴姊妹們是最有力量的推手。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5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