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吴献忠原名吴风琴，抚顺市第十中学学生，品学兼优，能歌善舞，是班长、校革委会副主任。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她二话没说，扛起行李，毅然到锦州市黑山县耿屯一队插队，并改名吴献忠——向广阔天地献忠心。在那里，一年之内，吴献忠学会扶犁、点种、收割等农活，闷着头扬场，一口气能扬1万公斤，扬得农村小伙子直咋舌。
1970年秋，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耿屯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一致推荐吴献忠，她却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走!”有人说她眼界高，想上大学。不久，大学招生名额下来，全体知青又一致推荐她，她仍然说“我愿意留在农村”，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后来北大、清华也来招生，县、社领导根据贫下中农的强烈呼吁，把吴献忠推荐上去，除了个人申请书，其他所有手续全为她办好了，吴献忠仍然不走。在日记里，吴写下誓言：“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
一连9个春节，吴献忠没有回家跟亲人团聚，调她去市、县做专职团委书记，她不去。她说：“如果有人把农村比做荒山，把城市比做花园，那么，我愿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作为全国19位知青典型中的典型，吴献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决扎根农村的倡议书，一时名扬全国，成为上山下乡时代第一号骄女。她的事迹见诸全国各大报，名气越来越大，荣誉越来越多，可她仍然穿着农田鞋、补丁衣。
作为辽宁知青的唯一代表，吴献忠坐过三叉戟飞机，到北京参加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不知不觉，吴献忠的爱情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萌芽。他是吴的知青同学，也是她的助手——吴是耿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副书记，二人志同道合。寒风刺骨的冬天，吴献忠率领社员兴修水利，需要有人跳到水里作业，她只须向他瞟一眼，他就二话不说，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秋天打场，他包的活儿干完了，看到吴献忠还没干完，不管多晚，他都过来帮忙。吴献忠忙，没时间洗衣服，他拿过来就洗。吴献忠出差，他细心地帮她收拾行装。吴献忠回来晚了，他守候在灶口，将饭菜热了又热。那段日子，吴献忠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正当二人牵手准备共筑爱巢的时候，她出事了。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在县里的一次会议上，吴献忠说：“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像毛主席一样受到人民爱戴，那就要看他的行动了。”1977年，吴献忠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起初，办案人员以为吴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重要骨干，对她批斗的力度很大，挂着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到处游斗，每天上午批斗4小时，下午批斗4小时，一批就是两个月。为了取得突破，他们决定把吴献忠拉到她所在的公社揭发批判。
那天本来下着瓢泼大雨，可当吴献忠被带到贴满“打倒吴献忠”标语的大台子前时，雨却停了，一束阳光穿过乌云，照耀大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全是她熟悉的乡亲、同学。他们轮流上台批判发言，可没有狂热和激愤，只是冷静地念批判稿。大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没有人向她吐口水，也没有人动她一个手指头，反而有人细心地把她的衣领垫在挂牌的铁丝下……
直到批判大会结束，吴献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拒绝对吴献忠作批判发言——他的沉默给苦难中的吴献忠莫大的安慰。
审查了3年多，没有发现吴献忠与四人帮有任何瓜葛。1981年春，吴献忠被释放。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找到他，马上见他，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哭出自己这3年多磨难里对他的无穷无尽的思念。通过一位同学，吴献忠得到了他的确切消息：“他等了你3年，实在受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就是在这个春天，刚刚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请你多多保重。”
在同学的安排下，二人见了最后一面。她对脸色灰白、面带愧意的他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没有批判我，没有落井下石，这已经对得起我。作为朋友，我希望你能坦然走好未来的路，祝你生活幸福。”
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此结束。吴献忠跌跌撞撞回到家，兄弟姐妹们与她抱头痛哭。家人想把吴献忠留在身边，试图用亲情温暖她那颗冰冷的心。他们问她：“为了扎根农村，你已坐了一回牢，你还想回到那里吗？”吴献忠说：“扎根农村是我的青春誓言，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坚持。”姐姐说：“连许多伟大人物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口，你一个小小人物的誓言值多少钱？再说，现在知青大多已返城，你回农村已毫无意义。”吴献忠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做。”全家人不再说什么。
锦州市有关部门根据吴的意愿，将她安排到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工。经历大波大折后，吴献忠沉寂下来了，渴望过上普通人平静的日子。然而，作为当年全国最有影响的知青典型，她留给人们的印象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消失，她的遭际和人格仍然在一些人心中产生影响。这时的吴献忠，除了接到一些朋友的问候书信外，还陆续收到黑山县一位农村青年发来的几十封情书，其中一句话令她无比感动：“我追求吴献忠，只是想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受伤的冰冷的心。”吴说：“我是政治犯，将来有可能再蹲监狱。”那青年说：“我主动求婚，就说明我不怕。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就是再蹲20年监狱，我也等你。”“我比你大4岁半。”“农村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别说相差4岁半，就是相差10岁，只要真心相爱就是幸福的。”“我是没有前途的人，你家里人没有意见吗？”“我与你搞对象，不是我家人与你搞对象。你要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他们结婚了，次年有了一个儿子。农科所为了解决他们婚后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出面把吴献忠丈夫的户口从黑山县转到锦州近郊农村。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产生了新的企求：借助吴献忠的关系，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吴告诉他，自己要的是农民丈夫。他不甘心，四处奔走，偷偷找吴献忠的老朋友、老熟人帮忙。吴献忠知道后，火了，要他死了这个念头。从此，他露出了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对吴献忠三天两头非打即骂，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
1988年，小叔子一家4口因生活无着，投奔吴献忠家。8口人挤在一间半房里，8张嘴全靠吴献忠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维持。吴献忠每天早晨做好饭才上班，穿的是好多男人也不屑穿的蓝色中山装，每天午饭带的是窝头咸菜，下班回来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做好晚饭摆上桌子。尽管这样，她毫无怨言，只要全家人和和睦睦。工会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困难补助送到她手里，她都拒绝了：“我现在生活得挺好，不用组织照顾。”
吴献忠已经无法与丈夫沟通。她做好饭让他洗过手再吃，他怒火中烧，说她嫌他脏，伸手把桌子掀翻。工会给的补助她不要，他骂她太傻。过春节回娘家，她千嘱咐万叮咛，要他吃饭说话讲文明，他满口答应，可是一上饭桌喝上酒就原形毕露，知识不多，话头不少，吆五喝六，喝得酩酊大醉，将灌到肚子里的酒全呕出来，从屋里喷到屋外。1989年1月4日，吴献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她说，这次婚姻给她的精神肉体折磨，超过监狱里那3年多。她的精神有些失常，老忘事儿，身体也彻底垮了，体重从60公斤降到40公斤，风一吹人打晃。吴献忠已经无法工作，需要将养身体，不得不离开这触景生情的伤心地，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抚顺。
家乡人向她伸出了热情的手，告诉她，她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她说，我大半生都给了农业，我已离不开它。吴献忠被分配到抚顺肉鸡联营公司当保管员，先后又在抚顺饲料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在抚顺鸵鸟养殖中心当副经理，在沈阳高楼香鸡公司任经营经理。
1998年6月，吴献忠辞去公职，拿出多年积蓄，办起了自己的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9月28日，沈阳柳湖宾馆宴会厅，沉寂了20多年的吴献忠出现在公众面前，身份是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天，与吴献忠当年下乡插队的日子——1968年9月28日，整整相距30年。
吴献忠亲身经历了大多数同代人的“无奈三部曲”：想读书赶上下乡；想工作赶上下岗；40多岁家庭刚刚稳定，又遇上各种变故。如今，吴献忠已年过半百，她惟一安慰的就是有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惟一的乐趣就是工作，惟一的追求就是建一座知青大厦，让老知青能在那里愉快地工作、生活，为自己的同代人真正做点什么。
补白：今天我在姐姐家平生第一次吃到芒果，一连吃了3个。吃过芒果，坐在沙发里，联想起发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荒诞但绝对真实的故事。1968年夏，非洲朋友送给毛泽东两筐芒果，毛转手送给驻清华和北大的工人宣传队，轰动全国。我所在的兵团2师13团有个北京女知青，其父是工宣队员，为了让北京知青也分享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厚爱，他把一个腊制的芒果模型送到我团，供全团指战员、家属瞻仰。当时我也去了，颇有幸福感。一个副连长瞻仰回来，对人说，他在云南当过兵，驻地产芒果，吃过，不是什么好东西。此言一出，遭人上报团部，副连长被撤职，受到严厉批评，成了反革命分子，理由是：非洲朋友送的芒果，一定是稀世珍果，普通水果毛主席怎么会送给工人阶级？再者，这副连长说自己吃过芒果，还说芒果不是好东西，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今天我撰写此文，目的很简单，让国人、今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这个黑色幽默故事，警醒人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否则，苦涩荒诞的的黑暗故事就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