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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等公民观察:“新农民工”在释放什么信号

2014年10月12日 综合新闻 ⁄ 共 109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张秀英转自中国网

从“劳务经济”中汲取养分多年的安徽,今年不得不面对一个“被动”局面:往年似乎只纠缠沿海发达地区的“民工荒”,竟然已经登陆这个内陆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预测,合肥、芜湖、马鞍山和铜陵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用工缺口”。而来自福建等沿海各省的缺工信息,更是此起彼伏。

“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整体短缺而不仅是熟练工短缺,是全面性而不是局部地区和行业现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工资待遇低、权益得不到保障、农业收益的变化、制造业长期低水平发展、农民理性的回归等,是“民工荒”的直接原因。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其维护权利的愿望和诉求已让不少工厂感到压力巨大。

20多年前,肩扛编织袋、行色匆匆的进城农民工,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来临的标志之一。20多年后的今天,新一代农民工的壮大似乎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表示,“民工荒”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农民工群体正在形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力量,尤其是一部分“新农民工”。

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约在18~25岁之间。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生存状况已发生很大改变,观念也随之变化。“新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初高中毕业,职业期望值高,不愿干脏活、累活和收入低的活。打工不再只是为了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

“新农民工”几乎“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供需矛盾,新的权益维护,新的用工需求……而“民工荒”的背后,正是“权利荒”: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维权途径等显性、隐性权利的缺失,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生活的改善形成鲜明对比。几乎20年未变的劳动力价格,更让重视自身价值的“新农民工”难以接受。

“不能用老眼光视‘新民工’为廉价劳动力,沿用管理其父辈的方式管理他们。”张丽宾说,城市要努力创造条件接受和吸纳他们,改善就业环境,尤其要改变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表示,在缺工的情况下,我们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提高工资,将会减少企业利润;但如果低端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扩大内需又比较困难。“必须保障工资和利润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仅仅依靠人工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企业必须提高整体的竞争力。”

为此,张丽宾提醒人们注意“低技术陷阱”:由于劳动力极其廉价,导致投资者和生产者尽可能地少用先进设备和技术,对农民工奉行“拿来主义”而不加以培养。面对“新民工”,社会必须创造新环境,人力资源需要保护性开发利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记者 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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