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博讯网
网络时代不仅培养段子手，也培养福尔摩斯，这不，春节期间一个关于上海女因一餐年夜饭逃离江西农村的热帖，就被条分缕析，“推理”成了一个网络营销的“骗局”。随后，一批有关乡村问题的文章相继出笼，而且都“有图有真相”，极具现场感，原因无它，春节也是“写手们”一年中最接地气的时候，他们正和江西男一样返乡过节，亲历并感悟着乡村的田园之美与困窘。
我倒是不怎么关心这二人能否走到一起，因为婚姻的事谁能说得清呢？我更关注的则是可能被人们忽略了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在社会表面尤其是城市的繁荣奢华背后，整个乡村不可遏制、不可逆转的停滞甚或衰落。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只是注意到了上海女除夕夜的逃离，却忽略了年后江西男以“回去上班”为借口的逃离。如果说上海女的逃离还只是个案的话，江西男的逃离则是群体性的。毋庸置疑的是，无数的“江西男”一定、确定以及肯定会随着返城人流，在正月初六回到他们工作的一线、二线或三线城市，在初七的时候出现在某写字楼里，会见客户、签订合同，抑或喝着香茶或咖啡，刷着朋友圈儿。在江西男们的背后，则是一座座几乎空心化了乡村。
有关当下乡村人员的构成，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形象的说法，那就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意即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妇女的夫妻生活、留守儿童父爱母爱及教育的缺失、空巢老人面临的就医养老等问题，也早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只是“课题”做了不少，却难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乡村的生存环境越差，逃离的人越多；逃离的人越多，乡村的生存环境越差，由此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人们逃离乡村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通过考学，一种是外出务工。考学使精英逃离，务工则使青壮逃离，二者的合力加速了乡村的衰落。在户籍管控严格的年代，人们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只有考学一种。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锄禾日当午”是没有丁点儿“诗意”的。有位朋友曾经讲过他自己的故事，说他正在地里锄草的时候，得到让他去拿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他随即把锄头一扔，兴奋地跑到地头，连声喊着“到头了，到头了”，颇有点儿范进中举后的“范儿”。这是一种摆脱乡村生活的真正意义上的“如释重负”。以这种心态出走乡村的农家子弟，几乎没有回归的。考学出来的人会在城市里安家，会让自己的二代或者三代变成地道的城里人，逢年过节时回“老家”看看，煞有介事地感怀一下儿时旧梦，与父辈亲朋短暂的聚首后，便是匆匆的长久的别离。这也是春节期间各种有关乡村热帖出现的原因。所谓的城里人，“追溯三代以上其实都是农民”，这话是不错的。在这一庞大的人群中，年长的或已功成名就，年轻的则如江西男一样正在奋斗中，共同点则只有一个，就是都已成功地逃离了农村。
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费先生曾言及中国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他认为这有助于保持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因为“跳了龙门的人并不忘记他们的故乡，至少当老了的时候，他们会回来，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在外面得到的特权和好处为家乡谋利。”而这些有能力的人不会永远离开他们的“草根”，“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享受了农村生活，而且也鼓励了同一地方的其他人。”然而，就在费先生写作此书的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现时出身农家在外求学的人并没有回乡发挥作用”，这不仅是由于他们不愿回去，而且是他们已“回不去了”。
在他们离家时，父母、兄弟和亲戚“不惜卖地和借钱”去帮助他们实现进城的梦，从学院毕业时，他们却已经切断了和家乡的联系，“在现代大学里，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而且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这是完全不同于乡下的。”而在家乡，也无法提供一个适合的工作，让学生们应用所学的知识，因为“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在农村工作的人准备的。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是从外国输入的一般性知识”。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他的孩子，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时光荏苒，七十多年过去了，费先生所说的“不能回家的农家子弟”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在当代的乡村治理中，大学生“村官”模式的设计初衷虽好，实行的结果却差强人意，在毕业生无法将其知识适用于其家乡的大环境下，通过考试“考”出来的“村官”，照样是一种闲置的“资源”。
在乡村的变迁中，既要保有曾经的青山绿水，又能让守土的乡民过富足的生活，单纯依靠诸如江西男那样的走出农门的学子是难以为继的。唯一的出路，即是政府在每年的一号文件之外，给予真金白银的投入，只有这样，才会使上海女久留，而乡村也不再仅仅是一个被称作父辈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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