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南方都市报
曾飞洋 他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他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他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他是时代稳固的基石。
曾飞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彼时他跟大多国人一样，对N G O一词闻所未闻，心中仅有一份朴素情怀，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微薄报酬，步履维艰地维持机构存续。直到2000年，一个偶然契机打开了热血青年的视野，他决意携“打工族”转型，不想一役成功，便在番禺造就了外界眼里第一个“国内劳工N G O”。
曾飞洋本来可以过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1996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家乡南雄市司法局，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但这种悠闲的工作令他很焦虑。“心里像揣着一团火，却不知道该在哪里燃烧。”在司法局干了不到一年，他辞去公职，来广州进了一家民办律师事务所。
当时的广东是一块聚集了大量外来劳动力的土地。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曾飞洋接触到不少受到不公待遇的农民工，有时在受代理人驱使下甚至不得不“为虎作伥”，这令他内心十分矛盾。
后来，他的生命因一位来自四川的打工者廖晓峰而改变。廖晓峰自学法律，经常为农民工讨薪，被媒体誉为“护法英雄”。认识不久后，廖晓峰在番禺成立了“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1998年7月，曾飞洋从经伦律师事务所辞职，来到番禺投奔廖晓峰。打工族成立之初，其主要服务范围是：开通权益热线电话，接待外来工来信来访，为外来工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与有关法律机构合作，承办涉及外来工的侵权个案，提供法律援助等，靠收取低廉的服务费维持运作。
然而曾飞洋料想不到的是，廖晓峰对经营这样一个机构的艰难并没有足够评估，打工族成立仅短短一两个月他就决意离去。廖晓峰走了，曾飞洋只能独自扛下去。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办案的提成又很难兑现，服务部日常办公费、人员工资和房租都成问题。最艰难的时候，5名全职员工一天的伙食费才15元，曾飞洋相恋3年的女友也离他而去。
直至2002年，“打工族”的资金才逐步到位，转型为NGO，不再向寻求帮助的农民工收取一分一毫诉讼费或服务费。
于是，这个当时年仅28岁的小伙子，打造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劳工NGO”，它被人们誉作是“劳工自救开始”的象征符号。
在目前快速发展的中国，创立一个NGO不难，难的是办下去。从1998年，曾飞洋进“打工族”至今，他已经服务了14年。带领着劳工NGO发展，其实也是在见证公民社会的成长。
他长期观察中国劳资关系发展，发现当中最重要的三项内容：工资、社会保障和工伤职业病防治还是处于无序、失衡状态。而这种状态，不但与我国已经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格格不入，更会加速社会矛盾的激化，成为国家未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现在曾飞洋带领的劳工NGO开始转型，更关注企业工人集体行动。他认为只有促进集体谈判机制的启动，才能使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一份子。“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