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路透社文章
2014年12月9日
本文翻译自路透社文章 Labour movement 'concertmaster' tests Beijing's boundaries，作者 John Ruwitch，版权归路透社及作者所有
今年夏天，当广东珠三角的政府官员在警告一个鞋厂工人的罢工是非法活动时，一个身高仅有1米65，戴着眼镜的律师将他们制止了。
“中国的法律哪一条规定罢工是非法的？如果你们要说罢工非法，你必须清清楚楚指出来它违法了哪一条法律。”劳工维权律师段毅用他极富个人特点的嗓音说道。
当地官员无言以对。
当罢工工人和帮助他们的维权人士备受骚扰、被拘留甚至被判刑之时，段毅，这位57岁的劳工维权律师却毫发无伤。最近10年，在中国经济发生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挑战当局的底线。
“如果你要搞工业化，”段毅说，“那不可避免的就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如果你处理不好工人和资方的关系，那么工业化进程不可能走得太远。”
中国的当权者中国共产党非常担忧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社会动荡，所以他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这个官方背景的工会常被人批评只会讨好资本家而不会真正帮助工人。
习近平执政之后，维权行动比之以往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这并没有使劳工维权行动减少。相反，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迁移和社交媒体普及，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到了维权行动之中。
一些人告诉段毅说，现在中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许多劳资纠纷没有被妥善解决，所以段毅的事业可以有一定的自由。
据一些学者和前工会干部说，即使习近平也在去年年末私下批评中华全国总工会没有为工人做什么实事。
“我们从内部听说段毅得到了支持，”一位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下辖培训机构的学者说：“如果说段毅现在有一定的生存空间，那么背后一定需要有人点头才行。”
段毅的出身或许对他从事的事业有所帮助：他的父母分别是部队干部和政府公务员，他童年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里和“太子党”们一起度过。
从段毅神气十足的步伐中，或许可以看到他经历的过去或是显赫的如今。
“他是中国劳工维权运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北京的劳动学者王江松说。
罢工建议
段毅曾经帮助过全世界最繁忙的码头——盐田港的工人争取到更高的工资、协助在苹果公司的供货商工作的工人建立工会分会、在湖南常德的沃尔玛关店时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并且教导IBM和诺基亚的工人如何在并购过程中保障自己的权利。
工人们都蜂拥而至来到他位于深圳一栋写字楼26层的办公室，请教他如何维权。他常常告诉工人说，工人有权利组织工会，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罢工。他说话时而夹杂脏话，但工人们却乐意聆听。
段毅和合作伙伴，总部位于香港的劳工监察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从2011年6月到2013年年底一共记录了 1171 次罢工。然而今年一年，他们就已经记录了 1213 次罢工，包括近几十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罢工——4月时发生在耐克、阿迪达斯代工厂东莞裕元的罢工。
2005年，段毅和他的同时成立了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协助了数百名工人维权，但他之后逐渐意识到，工人们面对的诸如拖欠工资、职业安全条件差、未缴社保等问题，都只能通过劳资集体谈判来解决，而罢工可以作为要求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筹码。
段毅也坦言，他有时也需要“顶风作案”。
去年年末，他收到警告说，因为一件他介入的案件，当地的警察对他很有“想法”，他面临被拘留的风险。
通过一位在北京的“红二代”朋友，他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了一封信解释他的工作，他说之后压力减小了很多。
他有时也会因为将当事人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引发批评，例如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安维权的事件中，他的当事人就因为在医院门诊部楼顶拉横幅被判刑。
马建军，一位将段毅视为朋友的律师说，他很尊敬段毅的理想主义，但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做法。
“很大程度上，他一半是律师、一半是社会运动家。如果从律师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是很专业，”马建军说。
“他是一个富有争议性、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和中国劳工问题专家 Mary Gallagher 说：“我想人们一定对他的事业到底能走多远很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