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中国劳工通讯
到6月份，赵丽萍就要退休了。按照裕元鞋厂的规定，50岁是女工退休的年纪，到时间就要离厂。
赵丽萍自1997年进裕元鞋厂上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和丈夫都在这家工厂打工，住在工厂宿舍，多年来很少回家过年。鞋厂每年有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这个时间，她就回到故乡常德汉寿，去看望父母、女儿。
“回家就像做客一样，父母什么都不让干。”赵丽萍说。而女儿，作为留守儿童，也由父母带大。
快要退休离厂的日子，赵丽萍开始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在这家工厂打了17年工，社保却只买了12年。按照规定，必须买满15年才能领取养老金。这意味着离厂后，赵丽萍将老无所养。
“没照顾好老人，也没带好小孩，最终还没赚到钱。”赵丽萍这样总结自己这一代人的境况。
在裕元鞋厂，有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和赵丽萍一样的命运。
已习惯的生活
50岁的赵丽萍清瘦，说话轻声细语，像个乡村教师。回顾自己打工的17年，她的回忆贫乏而苍白。
赵丽萍是汉寿县洋淘湖镇人，曾在镇上一家造纸厂打工，后来，这家乡镇企业垮掉了，1997年，南下到了东莞高埗镇，经由亲戚介绍，进了裕元鞋厂。
那时她已经33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时，工厂对员工还比较挑剔，外面排着队等待进厂。赵丽萍没有什么技能，成了生活区的一名保洁员。
丈夫也在厂里打工，为了省钱，夫妻俩各自住在免费集体宿舍里，住了六年后，丈夫级别提升，夫妻俩才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工厂提供了一间简陋的夫妻房—带洗手间的大单间。
在鞋厂，赵丽萍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平日里上下班，晚上回家买菜做饭，到了星期天休息，偶尔和老乡聚会一下，再就是到街上买点东西，日子就这么如流水一般逝去，再也找不到什么特别的色彩。
17年打工生涯中，身边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会跃进另一个阶层。赵丽萍的同事中，有年轻一些的工人出去自己开小厂成了老板。与赵丽萍年龄相仿的工人，就一直待在裕元鞋厂打工，慢慢老去。
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小孩读书、父母生病，这些都需要钱。在工厂虽然工资不高，但总会有一些积累。微小的变动，都可能给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在裕元鞋厂，老工人占了极高的比例。在赵丽萍所在的裕元一厂，现在4000多工人中，大部分都是赵丽萍这一辈的老工人，“年轻人很少，90后就极其罕见，几乎没有”。
对老工人来说，裕元鞋厂还是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比如，工作时间非常规范，每周上班时间不超过60个小时，上下班准点。其中，20个小时会按照加班时间来算工资。公司管理也没有那么严苛，大部分岗位都是计时工，有一定自由度，甚至还可以磨洋工。
这与那些计件的工厂不同。计件工人往往要跟着流水线的节奏走，精神更紧张一些，人很容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在工厂林立的珠三角，外面严苛的打工环境，也是让赵丽萍们待下来的原因。
从“盲流”到工人
赵丽萍们日渐老去的岁月里，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而打工者们遭遇的政策环境，却只是在缓慢地变化着。
56岁的邓志国1991年就出来打工了。那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许多人无家可归。那一年，许多农民流入城市，但城市并不愿意接纳，还不肯把他们叫做“民工”，而是称作“盲流”。
邓志国是常德桃源人，家中田亩少，当时还要缴纳各种税费，小孩读书压力大，他便选择成了一名“盲流”，来到东莞高埗。
那时，高埗镇四处是农田，主干道还没修，是一条臭水沟。邓志国已经33岁了，工厂只要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就只能在裕元鞋厂外徘徊，等待时机。
作为一名“盲流”，危险随时会降临，要始终保持警惕，像一只惊弓之鸟，随时准备逃窜—当地的治安队、警察，会在街上四处抓“打流的人”。各个路口都堵死了，采用拉网式密集聚拢过来。
如果没有厂牌、暂住证被抓到后，就要被收容遣送回原籍。当然，更多的是要缴纳几百块钱，从警察手中“赎身”出来。被抓一次，就会“破产”，陷入负债、生活困顿的窘境。
邓志国还算机灵，只遇到过一次险情，还成功化解了。
那天，邓志国在街上遭遇“收容”队伍，一看无路可逃，他跑到边上的工地上，拎起灰桶就往楼上走，这才蒙混过了关。
“打流100天，才进了裕元鞋厂。”回忆往事，头发斑白的邓志国像是说着他人的故事，显得无关痛痒。
这100天里，邓志国四处躲藏，晚上就睡在废弃的砖窑洞里，蚊子成堆，被咬得全身大包小包。
回家乡的路更加艰辛，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选择，所吃的苦，也都变成了他向上的动力。最终，邓志国花钱找关系，成了裕元鞋厂的一名工人。
那时能够进这样的大工厂，还是一份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比老家许多公务员的工资都还要高”。
现在，邓志国反而没了那份自豪感，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块，还不如老家一些泥水工。
“退休”难题
就在邓志国进厂的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大力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各国资本纷纷涌进中国，出口企业从珠三角发展起来。
1998年，赵丽萍出来打工一年多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珠三角、长三角开始承接产业转移。3年后，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在这一年，日本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
到这时，阻碍农民工自由流动的制度才开始出现松动迹象，2001年，有关部委联合通知规定：2002年3月1日起，取消暂住费等不合理收费。两年以后，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打死，导致整个收容遣送制度死亡。
邓志国对宏大的政策变迁没有什么感受，他只是觉得环境变好了一些。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身份的称呼上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邓志国出来打工的年代，他只是“打流的人”、“盲流”。工厂日渐增多后，“民工”成了一个稳定的称呼。之后，排队等着上班的情况不见了，用工荒日渐显现，打工者的聚集之地东莞，也开始给这些外来务工者取了一个新的名称：“新莞人”。
邓志国经历的23年历史，社会在迅速发展，而他被渐渐抛在时代的身后，退休养老成了他这一代人的新难题。
在裕元鞋厂的23年打工生活中，邓志国有着自己的骄傲，虽然工资不高，但他在老家盖了新房，抚养儿子成长，儿子大学毕业后，自己还接济了他3万块钱。
这是他骄傲的一面。另一面他不愿提起的事情，就是当年进厂的许多人，都在裕元谋上了职位，而他还是靠着老乡的帮助，直到2008年才成为一名班长。
按照裕元鞋厂的规定，男工到60岁就要退休，邓志国还差4年。以生活的惯性，他也不会去想养老的问题，日子一如既往地过。
去年3月，邓志国的妻子就从裕元鞋厂退休了，“做满了18年，只差2个月”，但妻子的养老保险鞋厂只给她缴纳了149个月。
按照以往退休工人的惯例，去年，邓志国帮妻子把社保转回了桃源老家的新农合保险，“只能转走自己缴纳的部分，东莞和工厂缴纳的部分带不走，充公了。”
具体转回去了多少钱，邓志国也记不清了，“反正不多”。
因为不够15年，妻子也就拿不到养老金，现在每年还要自己缴纳4800多元。
缴纳是为了以后每个月能拿到一点钱用来生活，但“到底是缴满15年可以拿钱，还是等她55岁以后拿钱，也都搞不清”。
维权的“胜利”
不出意外，赵丽萍也会带着自己的12年养老保险在6月份顺利退休，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她意识到以往的做法并不合理，“现在肯定有了新的想法”。
赵丽萍思想的变化，是因为4月裕元鞋厂的工人们争取社保和公积金的权利而起。据工人们介绍，事情是由一位4月就要退休的女工引发。这位女工工作了19年，但公司给她的保险只买了10年，而且没有按照政策足额缴纳，她退休后，每个月只能拿到600多块钱。
这名女工去投诉，随后消息一步步传播，变成了工人中间耳熟能详的故事。事情是3月份发生的，工厂方面最初答应4月14日给答复，结果到了这一天，工厂没能给出清晰的答案，从八厂开始，工人们为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停工了。
停工期间，工人们仍然每天打卡，随后在工厂周围聚集。上午的人员多一些，到了下午，工人们就自行散去，分散在厂区和出租房里。工人们介绍，之所以坚持打卡，主要是担心公司秋后算账，“连续三天不打卡，就可以算旷离”。
“这一次，裕元鞋厂的工人心特别齐。”对这种默契的停工方式，许多工人都感到震惊，也很受鼓舞。最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工人们介绍，主要是老工人太多了。“在2003年到2006年的高峰期，整个高埗的裕元鞋厂有工人超过10万人，现在缩减了一半，约4.5万人。留下来的工人中，大部分是老工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者透露。
这名管理者介绍，在底厂（做鞋底的分厂），今年有17个女工要退休，明年是27个女工，到后年就会有70多个。
共同的养老问题，把这些老工人聚在了一起。持续停工十多天后，工厂终于妥协，福利开始改善，条件逐步达成。如工人的养老保险从1998年11月份开始补缴。
按照工厂新的政策，赵丽萍在6月份退休后，就可以每个月领取到一笔养老金了。虽然钱不多，但还是有了一点保障。
只是，期待中的保障还不牢靠。公司公布新政策后，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理由是公司人员太多，还需要清理。今年4月份退休的工人，养老保险也还没有开始补缴，未来究竟如何，还需要等待。
对于赵丽萍来说，等待终究是值得的。当年在汉寿县洋淘湖镇的造纸厂里，赵丽萍只分到了一楼的一个单间，出来打工后，这个单间就废弃了。
“回去也没有房子了，老公和儿子都在这边打工，只能先继续在这边待着。”谈及未来的生活，赵丽萍也还是找不到方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这只是发生在一家大工厂里的故事。而在更多农民工眼中，赵丽萍们是他们值得羡慕的对象。
（应受访者要求，稿件中赵丽萍、邓志国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