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几月，中国出现多起杀官案件。按时间顺序，分别是6月3日山西长治市沁县政协主席郭建宇负责清理违规占有国有房屋工作，被刺身亡；7月8日山东临沂文联主席战祥春被人持刀砍伤，抢救无效死亡；7月18日山东邹平市市场监管所所长苗振喜在市局汇报工作被人持刀捅死；8月7日河南漯河市郾城区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佳佳遭行凶报复，遇害身亡；8月15日河北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瑛被一男子捅死；9月7日江西安福县山庄乡乡长祝海涓下乡勘察新农村建设被一村民持刀砍伤致死；9月19日湖南财政厅厅长刘文杰在家中遇害身亡。
上述七起案件，除刘文杰官至厅级，其余六起被害人均是基层官员，最高级别也就是处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基层干部容易成为行凶者的攻击目标？说来原因也简单，基层官员处在行政第一线，直接和群众打交道，得罪人的事由他们来做，坏人由他们来扮，而基层官员也骄横跋扈惯了，常常把群众的诉求不当回事，平日工作不讲究方式，遇到矛盾不想法解决，干群关系差。这当然不是说中高级干部就不会被人杀害，但基层干部的被杀，更多呈现一种随机性，是由工作中的矛盾引起的
基层官员被害今年集中出现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基层官员的被害，集中发生在今年？这就不能不说到当下的形势，所谓世道难，中国经济偃旗息鼓，很多人尤其底层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从而使基层的治理不好做。尽管在这七起案例中，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特殊的案由，但一个总的背景是经济困难。如在郑志瑛案中，凶手据说是被开除的分行行长；在战祥春案中，凶手是其司机，因不满合同到期不续约而行凶杀人；在刘文杰案中，凶手是当地一名企业主。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当局特别是基层政府更要去搜刮民脂民膏，出现和群众的冲突也就难免，远的不讲，安徽合肥、四川成都、江西抚州和赣州、湖北黄石等在过去两月，曝出好几起当地城管与摊贩、被征地村民以及店员的冲突事件。
经济困境客观上会导致官员被杀的概率增加，然而，两者并不是一种必然关系，换言之，不能说经济困难就一定会使得民众去杀官员，现在之所以看起来有这种联系，根本的还是反映了中国当局治理的系统性失败，此种系统性的治理失败在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在于，作为中共政权的神经末梢，基层政府承担着上级层层加码的工作任务，“征粮征税”都是基层官员的分内事，而当局管的又特别宽；另一方面，相对治理的对象即群众，基层官员的权力可以任意行使，几乎不受群众的监督和约束，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因此，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种种任务，怎么方便怎么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官管民，民却不能制约官，不过在古代，官员受儒家思想的软约束，儒家思想强调官员的责任伦理；另外，古代官员管的事也少，“皇权不下乡”，基层实行的是乡绅治理，这使得官扰民的现象并不多见。而中共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可官员的内心早没有儒家对责任伦理的敬畏，绝大多数已变成利己主义者，这就需要依赖外在的制度和法律去监督官员。当局在这方面确实制定了许多律条，但它只是官僚体系内部的监督，而且是一种上对下的监督和约束，并没有在官和民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权利鸿沟，哪些事是官员可以做的，哪些权利是属于民的，官不可侵害。即便有一些模糊规定，由于对民众缺乏实质性的救济措施，当官员越出权利边界侵犯了民的利益，也不能有效治官。
尽管基层干部受到上级的监督表面上比其他官员要多，然而，由于上级部门需要基层政府去完成各项经济和社会指标任务，实际上这种内部监督变成了一种应付型的、形式主义的，对直接受行政权影响的百姓来说，他们无权去制衡和监督基层干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基层干部在上级的考核压力下，只重结果，不问手段，什么弄虚作假，欺压百姓，甚至使用暴力都可以。这当然就造成群众和干部的严重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