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梓维转自禁闻网
编者按：日前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牵动着世人的心，一些民间救助组织前往救援，这引发人们对过往自然灾害下民间自救面临政府打压的困境思考，从而明白在极权统治下，民间自救被禁止的根由，从中更看清极权统治与民为敌，仇视公民社会，恐惧民间互助，漠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本质。）
一、西藏定日县地震稀少了民间救助组织
西藏定日县1月7日发生6.8级地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截至8日12时，遇难人数增至126人、188人受伤，超过3,600户房屋倒塌。据中国官媒报道，当局目前已救出超过400名被困者，并转移安置了逾4.6万名灾民。然而，官方始终未公布仍下落不明的民众人数。由于当地寒冬严寒，失踪者幸存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有专家和观察人士则对灾情及官方信息透明度提出质疑。
此次地震的震中定日县措果乡平均海拔为4,300多米，昼夜温差达到20几度。这几天晚间最低气温只有零下10多度，救灾人员设置过百个安置点，搭建帐篷供灾民入住，并加紧将受伤的民众送到医院救治。
从众多报道突显着中共官方的救灾，但稀少了过往灾害中民间组织救助的报道。
另有网络披露， 1月8日中共当局借以高寒缺氧、路途遥远为由阻止亲自前往灾区输送物资的藏人志愿者们。西藏定日发生地震后西藏三区即（卫藏，康巴，安多）的藏人团结一致共同声援定日同胞的救灾活动可能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藏人有点功高盖主的救灾行为惹大撒币不高兴了。
二、达赖喇嘛祈福，中国外交部警惕“政治图谋”
中国民间社会对地震灾难的关注与救助在中共官方眼中成为一根意欲拔出的刺。这从中共对身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祈福警惕中可见一斑。
针对达赖喇嘛计划１月９日在印度主持祈福仪式，悼念西藏地震的罹难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8日表示，北京很清楚达赖喇嘛的分裂本质和政治图谋，并保持高度警惕。
达赖喇嘛7日以书面向台湾中央社表示，他对于西藏的大地震深感悲痛，他为不幸失去的生命祈祷，也衷心期盼所有伤者能早日康复。
三、被卡在邀请函上的救援
中共在自然灾害前防范民间力量介入救助，这在最近2023年河北洪灾中可以看见。
2023-08-02澎湃新闻报道，连日来，北方多地遭遇暴雨，引发洪涝灾害。据《南方周末》报道，近日多支民间救援队欲前往河北涿州，但卡在邀请函上。
细看报道，不同的救援队遭遇的情形不尽相同。有的是难以从灾区应急管理局开到邀请函，有的是在等待所在地应急部门批准，还有的是由于灾情影响通讯，申请开函的时间难以把握；也有救援队向求救的村庄、街道单独要求邀请函，理由是在以前的救灾中有地方夸大灾情，救援队去了后发现什么事儿没有。
洪灾牵动人心，涿州这座小城因为灾情严重，更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不少当地居民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求助信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外地救援队被邀请函卡住的情况，确实让人困惑。洪水无情，灾情紧急，抢救被困居民及财产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是公众的朴素认知。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热情持续高涨，逐渐发展成长为救灾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民间救援不是“说来就来”那么简单，背后需要一系列的协调工作，如信息共享、任务分配、后勤支持等。
尤其是跨省救援，需要更多协调对接。比如，救援车通常需要走高速，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经过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但这一福利政策需要一定的证明，此前就发生过救援车辆缺乏证明而被要求缴费的纠纷。
去年11月，应急管理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利用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等信息平台，向社会发布灾区救援需求信息，并掌握处理救援、救助信息，为社会应急力量参加抢险救援行动提供信息咨询、报备统计、任务管理、装备物资补充协调、救援和撤离灾区保障等支持，确保救援救灾秩序。
让民间救援队进行报备，了解他们的救援能力、特点和擅长领域，有利于从整体上协调救援力量，提高救援效率。只是，考虑到灾情突发多变的实际，也不能机械地照搬流程。比如，在这次灾情中，就发生了通讯中断、公章被水冲走等意外情况，对于这些bug，是否需要灵活变通的应急思维？
的确，如果完全没有报备、协调，也容易出现救援队扎堆或者盲目前往，最终没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浪费资源和时间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请和报备也是为了提高效率。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本是为了提高效率的流程，如果卡住了，出现了一边等待救援、另一边等待被允许去救援的尴尬，就需要反思改进了。
四、青海地震僧侣救援被不许报道
2010.04.18自由亚洲报道，4.14玉树地震后，僧侣前往灾区救援。青海隆务寺僧人扎西告诉记者,该寺派出的十多名僧预计周一抵达灾区,还会将拍卖寺院物品的收入,帮助灾民:"隆务寺去几个人,可能明天下午到"。
记者:你们带了什么去?
扎西:东西,我们拍卖后,我们会拍卖物品。
不过，官方媒体对藏区喇嘛奔赴玉树救灾，刻意回避。据网友在微博客Twitte披露，宣传部门下令，不许重点报道“喇嘛救人”。事实上，从地震以来，从来就没有“重点报道”过喇嘛救人。有藏人网友，将喇嘛救人的照片发布到互联网，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僧侣救灾的细节。
在微博客推特传出消息，政府统战部门要求正在救灾的各地喇嘛返回，而非本地的NGO组织也得到政府通知，返回各地。由于遭到政府威胁，周二当天赶赴灾区的四川甘孜州石渠县色须寺数百名喇嘛，不得已放下救灾的事情，开始返回。而一位救灾藏人告诉记者，拉萨色拉寺的僧人正在赶赴玉树途中：“色拉寺那些僧人组成的救援团队，他们在开车往灾区运送食物，僧人组成的团队对救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听说政府不让他们参与救援?
藏人: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这边有五、六个人去了,他们汇报过来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色拉寺的僧侣曾被当局指是3.14西藏事件中的“幕后黑手”。
关注地震灾区的西藏女作家唯色告诉记者：“有关部门要求救灾的喇嘛返回，而且态度非常严厉，好像说他们做的事情很过分，然后让他们立即返回所在地方，否则会有麻烦，所以现在有好多寺院都在陆续地不得不叫僧人返回去，停止救援”。
五、2008汶川地震民间救援遭打压
四川大地震之后，民间团体纷纷发起救灾捐款活动，但许多团体表示，他们的捐款活动救灾都受到了中共当局的阻挠，多位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近日遭当局拘留恐吓或失踪。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表示，他们信不过政府，自己买救灾物质送到灾区，但不被当局允许。
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告诉记者，16号下午，泛蓝成都成员黄晓敏送救灾物资到灾区时，被当局拘留14天；重庆成员张起和杭州成员魏桢凌失去联络，也都是跟赈灾活动有关。谢福林指出： “灾区募捐也叫我们停止，如果要捐款就要捐给有关部门，政府的可信度太使人失望了，他们捐款是不是能真正到达灾民的手中，这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自己捐钱，自己买救灾物质送过去，不应该受到打击。”
长沙成员李东卓表示，最近他和谢福林被传唤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救灾捐款活动，二是20日的马英九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的网聚活动。 “基本上这两次传唤都是警察提醒你，不要乱说乱动，不要搞什么活动，给你一个警告，就是不能以团体的名义。”
由于泛蓝联盟为弱势群体说话，其成员长期受到恐吓、殴打、骚扰、监听、跟踪、拘押、绑架，虽然遭受打压，但其成员仍然坚持参与各种维权活动。广西成员莫巨烽表示: “民间做是反对的啊，警告就是不准私下做这个事情，我们泛蓝它打击多了，手段多了。”
据了解，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后，各地访民，浙江民主党的成员以及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的捐款救灾活动都遭到阻挠，发起人先后遭到当局拘留及传唤恐吓。
四川大地震之后，许多民间团体及人士纷纷发起响应救灾的相关活动。自由亚洲台曾报导过在大陆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及浙江民主党在地震当天及隔天都分别发表救灾宣言及成立赈灾小组，他们同时也在网上积极呼吁募捐。然而，中国泛蓝联盟及浙江民主党的成员却也在近日先后遭当局拘留及传讯。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李兴志告诉记者，泛蓝联盟四川成员黄晓敏遭当局拘留，泛蓝重庆成员张起也一直无法联系得上：“张起现在无法联络得上，黄晓敏还继续被拘留当中，我们现在也无法动了，因为还有些捐款在黄晓敏的账上。可能因为有中华慈善基金会的和黄晓敏联系关于物品如何运送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将他拘留了。不知为何当局说我们是非法的，不可以这样搞私人活动。”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黄晓敏及张起，电话均关机。另一位泛蓝联盟成员谢福林对于当局的做法表示：“我觉得黄晓敏被拘押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他用泛蓝名义进行抗震救灾我觉得这是没有错的，只是当局怕泛蓝的影响扩大，他们一直认为泛蓝是一个非法组织，我们估计他们对泛蓝联盟的打压又加大了力度。”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王荣清在近日也被当局约谈警告，另一位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杨建民告诉记者：“王荣清去捐款了两千元，银行开给的发票上面就是写着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后来他就被当局警告说发票不能在网上宣传，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发票上面写的是「中国民主党」。”
杭州民主人士邹巍表示：“我想当局可能是习惯性地老式思维，觉得这些团体或人士是和当局做对，因此就连这些人道救援主义的活动也不让他们参与。”除了王荣清之外，浙江民主党原发言人高海兵也在近日被国保约谈，国保人员告诉高海兵说中国民主党是敌对组织，要他日后不能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活动。
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国天网四月21日报道，港澳台地区、北京、广东、天津、湖南、湖北、四川512地震灾区等地民众及慈善人士纷纷致电该网，表达对420雅安芦山地震灾情关切，询问救援相关事宜，并表示将组团进入灾区救援。4月20日下午两点，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420雅安地震首批救灾团从成都启程，赶往雅安芦山县灾区，但下午6点在雅安城区被警方拦截。
天网报道说，雅安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带领数十名警员及不明身份人员，将天网创始人黄琦与成都维权代表江志奎、周文明、天网义工蒲飞一行四人带往雅安市公安局青江派出所。
六、民间捐款进入政府腰包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甚至有乞丐把讨来的零线换成100元钞票捐给四川灾民的报道。不过，当时就有捐款人表示，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些慈善捐款是否能够送达灾民的手中。
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调研结论，来自全国各地价值高达767.12亿元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中，有80%左右流入政府的财政帐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于中国广泛存在政府官员腐败的现象，一些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质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经过半年的调研后公布的这组数字，在全国各地传统媒体和网络论坛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网民质疑：政府为何支配民间捐款？*
中国网民们质问：政府为何要支配民间慈善组织的捐款？捐款难道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还有一位网友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捐款？就是因为钱捐了不知道给了谁，真正受惠的却没得到多少，倒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人分了不少。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网民之所以听到赈灾捐款80%流入中国各级政府的金库，成为政府的“额外税收”后感到担忧和愤怒，基本原因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官员的公信力近年来急剧下降。正像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把地震善款交给他们，人民不放心。中国腐败官员信仰缺失，道德缺失，就是“不差钱”。
七、国外对自然灾害中民间救援的态度
民间救援不可或缺
驻洛杉矶记者郭爽：在美国，大众力量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美国民众可通过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红十字会、工商协会紧急救援组织等基层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等参与救援。美国有很多类似红十字会、房屋重建组织等民间非盈利慈善机构，它们拥有相对固定的一批志愿者，其中一些人甚至２４小时待命。一旦灾害发生，志愿者会迅速向灾民提供食物、医疗、房屋维修等较专业的救助服务。根据资金募集情况和受灾情况，不少民间组织的服务会在灾后持续数年，其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通常来讲，灾后重建的过程少则两三年，多则数十年。公众的参与，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均是社会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中国民间救援组织由汶川地震的勃兴到萎缩
2008年以前，中国各地，尤其北京、广州、云贵等地区，已有不少草根NGO冒起。 5.12震后，NGO深入多线工作，表现亮眼，令主流社会首次注意到在政府、商界以外，中国还有一股如此庞大的民间力量存在。
政府救灾工作侧重“硬件”，未必能细致体察灾民的心理、生活需求，NGO的介入，能补足政府未能顾及的地区与服务，更能将中国民间的关注，有效转化成促成改变的力量。
5.12地震后迸发出的民间力量，扩散至全国，影响深远，因此才有了“公民社会元年”的说法；往后数年，“公民社会”、“公益”、“NGO”等成为热词。境外基金会热切寻找本土NGO合作，由中国本地商家筹组的民间基金会亦急速冒起，既有空间、又有资源，民间力量得以长足发展，草根组织的意识亦越来越开放、进步，它们开始走向追求自主与赋权的方向。
在中国，“民间力量”随时处于当局的监视与控制当中，“发展”是一个与官方周旋、拉踞的过程。 NGO最重要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随着政治局势演变，不断在突破与妥协之间摇摆。
在四川，从一开始“不知所措”的状态中稳定下来后，政府开始收回空间。
根据清华大学学者邓国胜的研究，在震后一年之内，政府当局已接管大部份原由NGO设立的庇护设施与社区重建项目。
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认为外来志愿者的存在是“搞局”。随着校舍倒塌演变成豆腐渣工程丑闻，有服务遇难儿童家长的志愿者，因掌握死亡学生名单等“敏感资料”，工作被中止。
2010年，一份中国教育部向中国高校发出的通知流出，当中批评深度参与512灾后工作的香港乐施会“与‘维权’组织合作…向内地渗透”等，要求高校防止该会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乐施会向当局作出解释后，事件不了了之。
在公民社会的理念中，NGO与权利倡导不可分割；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NGO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在非政治化的钢丝上，在当局时松时紧的掌控中求存。
艰难中前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民间社会中言论、新闻、网络空间持续收窄，承载着民间动能的NGO亦遭整顿。大批中国大陆NGO在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遭到打压，重要公益组织平台“益仁平”遭查抄，多人被当局带走，寇延丁是其中之一。
2016年，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遭当局关押，被逼在央视镜头前认罪、道歉；同年《境外非政府组织（INGO）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针对境外基金会、NGO及慈善团体实施严格限制。
种种迹象均显示，中国大陆的NGO生存空间正在不断缩减。
十、中共打压民间救援的原因
中国当局在四川汶川地震后所有的应对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阻止国内民间人士与国际社会NGO参与救灾。5月24日“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遭到警方传讯，5月30日，四川5.12民间 救助服务中心在压力之下宣布停止联合救助行动，由政府之外的组织参与的救灾活动基本停止。
中国政府为何对不由它主导的慈善事业如此不放心？这得从中国畸形发展的国家能力谈起。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能力、强制能力、规范能力、保护能力与分配能力等。从近20年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主要发展了汲取能力与强制能力，另外三种能力却处于畸形发展或者弱质化状态。
所谓汲取能力主要指征税能力与抽取资源能力。以征税能力为例，中共应该感谢朱镕基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这一制度充分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近十年，中国的GDP总量由1998年的8.44万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万亿元；中国全国财政收入则由1998年的9.876亿元增至2007年的51,304亿元，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远远超过GDP增长幅度。这种超强的资源抽取能力甚至达到反人道的地步，比如近十年各级政府的征地造成近7,000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所谓分配能力，主要是指对国家资源的分配，以及通过税收、福利制度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能力。中国政府的分配能力显然没有遵循惠及大多数的原则，自2003年至2007年，标志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就一直在0.47-0.458之间徘徊。另一份调查显示，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杠杆，就是笔者反复谈到过的“权力市场化”，是中国普遍的贪污腐败造成的。
现代国家的规范能力指规范政府、企业及社会成员的行为之能力，保护能力指保护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的人权及合法利益。这两类国家能力主要是通过法律制度与司法系统得以实现。中国政府的立法本身就具有只考虑国家利益、忽视公民权利的禀赋；法律在实践中形同具文，司法系统的犯罪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均表明国家的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严重弱质化。这次地震救灾中的腐败现象与学校校舍的建筑质量就充分证明这点。中国有关建筑工程质量标准的各种条文中，规范发包者与承包者关系、以及工程施工监工验收的程序一样不缺，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少学校校舍成了豆腐渣工程，受害者连问责都要受到当局严厉打压。
唯一获得中国政府大加涵育与发展的是国家的强制能力。这里且不讨论政府宣称用于对外的军力与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只谈国家暴力，即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不在编制内的保安队伍）。目前中国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队伍。这类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纳税人多少钱？很难从统计年鉴里找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仅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事件就发生多起。
上述分析可以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汲取能力超强导致国富民穷，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沦入生存绝境；分配的偏倚决定了受惠者是权贵精英集团；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的弱质化导致种种不法横行，而国家又不能保护守法者并惩治违法犯罪者。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反抗频发，而超强发展的强制能力则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强行压制下去。如此状态之下，中国政府自然有很强的危机感，防堵各类颜色革命就成了当前要务。
可以说，中国当局压制各类NGO参与救灾，原因有二：第一，专制者向来认为施惠于民是自己做为统治者的专利，任何NGO及个人直接赈灾都被其视为是邀买民心的大逆不道之举；第二，中国当局想让全世界明白，中国这块大地上，只有共产党才是这块土地的唯一主人。离开它，任何力量将无所作为。想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得维护中共的统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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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八成地震救灾捐款流入中国政府帐户
12、从地震救灾看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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