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美国知音
中共在金融方面的态度，显得很荒唐。一方面，非常担心爆发金融危机，近年来一直在讲“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又提要建“金融强国”。不过，这也体现了中共的一贯做法：越危险的时候，口号要喊得越响亮。
其实，金融问题早已成当局的心腹大患，当前尤是。2023年，金融动荡，当局对金融体制大动干戈，且于10月30日至31日召开了首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由拖延已久的“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转化而来），称“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这次会议效果似乎不够理想，转过年来，1月16日，又罕见地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中共党魁的讲话，至少有三点让国内外投资界人士不寒而栗。
一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但历史告诉人们，哪个领域，只要党来管，就会一蹶不振或死得更快。
二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这里，“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虚，落脚点在“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而所谓“我国特色”的实质是维护既得利益者。这是条死路。就此，知名金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委婉地对记者讲：中国金融模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改革中的难点，讨论很多，分歧不少。首先，要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还是要一个以传统金融机构、传统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有根本差别。其次，在开放过程中，要不要做成一个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由市场来决定的金融模式。这两点对中国未来金融发展和改革模式及目标选择至关重要。
三是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中国金融问题的核心是体制腐烂，缺乏好的金融业者，监管还在其次。有句名言说，“一个好的竞争者胜过十个监管者”。2020年马云直言，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太少。最怕监管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不发展的风险”。马云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
在这样一个基调下，中共大力推进2018年以来的新一轮“金融开放”，从技术层面讲，力度颇大。例如，去年11月，中共国务院批复《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2.0方案”），12月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在北京、上海两个核心城市扩大金融服务对外开放。
今年1月25日，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远企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出了50多项金融对外开放措施，包括取消银行保险机构的外资股份比例限制、大幅减少外资数量型准入门槛，“《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里关于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目前已经完全清零”。
但是，因为中共的金融政策被前述阴暗的基调笼罩着，并且中共的内政外交都在向左转、极端化，这些金融开放措施难以温暖国内外投资者受伤的心。就连中共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朋友”——华尔街，都在撤离中国，有意无意地跟中共拉开距离。
事实上，外资就是进入了中国金融业，日子也不好过。例如，肖远企说，到2023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共设立了41家法人银行、116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和132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量已经有888家，总资产已达到3.86万亿元。但肖远企没有说的是，3.86万亿元的资产仅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0.92%（202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17.3万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2019年为1.6%，2007年末为2.4%，可见占比越来越低；同时，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也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明的限制看似取消了，暗的制约却无奇不有、无所不在。
在中国赚不赚钱，或者没赚到想像中的钱，外资对中国金融业的期望不得不越来越低。尤其，2023年中国经济大盘动摇、中共的战狼色彩不减、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发展、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中国和西方的货物贸易与往来大减等等，都促使外资大量撤离中国。
2月18日，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3年四季度及全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纵观2023年中国国际收支的结构变化，两个问题相当突出：一是直接投资项出现连续净流出，尤其是FDI在第三季度出现净流出；二是证券投资项出现较大规模净流出，且包括债券投资与股权投资。例如，截至2023年底，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2.8万亿元人民币，相较于12个月前下降13%，而较2021年末的高点下降近30%。
如此看来，中共推进“金融开放”并没能留住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