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两篇“反右倾”的文章，其一是通过对赫鲁晓夫批评中国的解读，来变向证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之失误，同时反过来批评官方所制造的“反右倾”进一步加大了饿殍遍野的程度。苗庆久整理的《反右倾的由来》主要是通过官方批评彭德怀的右倾，由此而提及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在大饥荒中说的一些真话，成为甘肃 “反右倾”的靶子。霍维德成为反右倾对象的主要言论是，他说：“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得罪了；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把农民得罪了；经旗竞赛、超先进赶先进、提高定额、加班加点把工人得罪了”；“当看到全国市场全面紧张的局面时，他说，‘老子若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革命了。’”霍维德后来被整肃，打成反右倾反党集团的头领，单是天水地区就搞出102年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多达700多人，而以兰州大学师生右派为主体的右派反党集团也应该包括在其中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对于自己所领导的省委省政府所犯的错误，“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13个，只报了9个；报造还说外流的人口已多半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3、4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墓碑》P125）这种所谓检查，多半是狡辩和掩盖的混合体，至于认错之类，在官方六十年来的“辞典”基本缺席。但事实上，他们在农村的 “反右倾”并没有根本性的改正，张春元说：“目前在广大农村中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就是打击一些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来自农民家庭或本人就是农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部分是农村党员），实行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只有促使广大农村无产者的觉悟，促使当代统治者处于孤家寡人的地步。”（《农民、农奴和奴水——当前农村剖视之一》）不过张春元把农民受压迫后的觉悟看得太高了，向承鉴在《（三有）农村一日》里说农民自述道：“例如我父亲临死的时候直瞪瞪地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的像，又望着妈妈和我，可是我和妈妈连一滴眼泪都没掉，不过妈妈叫我把那像撕下了（她那时已饿得不能下床）。”也许有丝怨恨，或许还有些愚忠。对于甘肃省委的“检讨”，向承鉴特意写了篇比较猛烈的批评文章《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
至于说七篇对于专制独裁的总体批评，应该说勇敢多于建设性，但在彼时高压的情形下，其难能可贵，是自不待言的。有很多批评，即便放在今天，也有不少人没有勇气说出来。比如顾雁说：“事实上每一个人，只要把眼前的社会现象冷静地分析一下，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由于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袭着秦始皇的覆辙。”“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着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这种判断可谓一针见血，可谓《星火》杂志同仁的共识。这样的观点，就是作为对今日政府的批评也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