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3月8日召开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草案首读及二读，火速加快23条立法。2003年约50万港人上街大规模游行反23条，DW客座评论员曾志豪分析，从现今民众的反应对比，到政府对于反对意见的处理，香港的改变再明显不过。
2023年12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来访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握手。
（德国之声中文网）国安法和23条，对外界来说，客气一点，是架床叠屋；不客气一点，便是在死尸身上补刀，多此一举。国安法明明已经令到香港“管治完善”，为何还要在已经身体康复的病人身上，再插一剂23条补针？
这当然就有两个层面的分别，一个是纯粹法律条文的差异，一个是政治态度的分别。
法律条文的差异，就是23条会立一些国安法字面上都没有包含在内的东西，例如“叛国罪”、“间谍罪”、“外国政治组织”等等。
不过，政治层面应该才是最关键的差异。国安法是人大常委拍板通过移入香港，是中央代劳，不能反映香港特区丝亳意愿。23条不同，是基本法写明的“自行立法”责任，只要23条立法，中央政府就可以大声告诉世界，这是香港人自己愿意保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动作。一个是被逼，一个是自愿，后者当然才能体现“真爱”。而且，当初北京就是在23条一役栽跟头，当然要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政治上的自愿忠诚配合，也是重要功效。
对外界也发出强烈政治符号：香港不会在国安法下便完成政治斗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把香港作为经济城市的角色抹走了，国安法后有23条，23条也不会是终点，谁也不敢担保，甚么《保护英烈法》不会也由中国引入香港。反正这个信号很明显：不要以为国安法是句号。
具体比较，2024年的香港，和2003年的香港，在处理23条上都有巨大差异。不说谘询期长短真伪了，大家心中有数，就说市民呈交的谘询意见吧。
2003年那一次，政府当然要强调绝大多数意见都是支持立法，但毕竟当年香港社会反对意见很多，公民社会也兴旺，所以当年政府把许多反对意见，列作C类“意见不能辨别”。后来被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团体抗议，政府才“修改”把这些意见变为“反对”类别。换言之，当年政府有意美化，但最后还是承认了香港是有少数反对意见。
2024年的香港，完全不同了。首先政府宣布98%市民支持立法，并指收到93份反对意见，但有一半不能辨识身份，能认出身份的，有10份来自“境外反华组织及潜逃者”，保安局长邓炳强形容是“贼仔不想我哋锁好门窗”。直接把反对意见定性为“贼仔”。
律政司林定国甚至说，“反对意见有两类，其一很明显来自反中、反华组织，纯粹反对立法。你话连立法都错，或者根本都唔系讨论，净系话影响人权自由，都无咩参考价值，动机亦很明显，我一定唔会理佢”。即是说，只要你的“立场出身”有问题，你的意见就完全没有参考讨论价值，即是政治成份不好便剥夺你政治表达权利终身。
很明显，2003年的香港，纵使政府要弄虚作假，也没有想尊重民意，但至少仍要做戏，不敢把反对意见讲成是“我一定唔会理”；2024年的香港，完全就是“顺我者昌”的霸道。这个分别，相信不只在23条谘询适用，在所有政府政策推动，也是如此。
图为2020年5月，港人上街反对国歌法和国安法，港府出动了镇暴警察。（资料照）
还记得有建制派议员实在受不了国安法的严荷令香港经济停顿，向特首提出意见，换来的回应是“软对抗”、“令人联想起黑暴”。这不就是反对23条的人都是“贼仔不想我哋锁好门窗”的同一逻辑吗？你说，这个改变是否巨大？香港过去即使没有民主，但至少在讨论公共政策仍有一定程序規范，反对意见即使不能真正影响施政，但至少在官方论述中，仍然是“持份者”，是有政治角色的。今天香港，反对声音政府“一定唔会理”。
另一个重大改变，便是意见立场不能脱离官方標准，即使你是拥护官方，希望做得比官方更加多。在谘询意见中，有些人提出了“住公屋的人如果犯23条要没有公屋”、“Youtube、Facebook撤离香港”、“禁止telegram、Signal等保密通讯软件”。结果政府回应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可以斩钉截铁咁讲，绝对冇任何意图禁制社交媒体。香港有资讯、言论自由，呢个独特嘅优势必然系我哋维护国家安全嘅大前提”。
林定国质疑，有意禁制社交媒体的说法“听落都唔合理啦”，“极有理由怀疑呢啲消息系唯恐天下不乱者，散播危言耸听的言论，去阻碍我哋立法”。
这个回应可堪玩味。第一，凭甚么政府认为，禁社交通讯软件“听落都唔合理”呢？因为23条有许多内容都不太合理，譬如“国家机密”，连GDP的数字如果抢先发布也可能是违反国家机密，这难道又合理？
第二，如果真的有人在2019年之后，相信了政府说法，认定这是一种“颜色革命”，透过外国势力社群媒体散播假信息，和《苹果日报》之类同流合污；那么有人希望取缔这些通讯软件，又有何不合理呢？更别说祖国大地是没有FB、YT，所以不排有极左或者极相信政府人士，真心拥护这个说法。为何要被政府定性为“唯恐天下不乱、阻挠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