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军转自六四天网
王晶从为家人维权，逐渐走上揭露中共罪恶和帮助访民维权的道路。
王晶谈到，今年6月发生的唐山打人事件，在中国大陆并不鲜见，自己的二姐被歹徒残忍杀害，家人投诉无门，历经数年，维权无果。
王晶说：“最近发生唐山四女子被害事件，又让我想起了我的二姐王淑丽（音），当年也正是19岁的花季。在上夜班时间，被几名男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菜刀残忍杀害。失去二姐让我很痛苦，可是人死后的权益又受到进一步的践踏，更加折磨着我和我的父母。
“二姐遇害后，吉林公安不抓凶手，还制造伪证，毁坏二姐的名誉，让我的父母在众人面前失去尊严，迫使他们不敢要求公安追责工厂，为二姐维护权利。”
“我鼓足勇气，为二姐维权。吉林公安局对我说，命案卷宗丢失了。（二姐工作单位）中石油说，我没有证据证明，当年二姐是在工厂遇害，所以不履行法定的赔偿责任。
“法院方面，因中石油受地方保护，法官劝我撤诉，并告诉我说，告中石油的，没有胜诉的。法院、检察院又接二连三地进行了枉法裁判，虽然我手里的证据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明，二姐就是在那个工厂遇害的。于是，我又去了吉林政府信访。政法委书记说我追责过迟。因为看到了地方公检法以及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我开始走上了上访之路。”
王晶表示，在为二姐上访维权的过程中，她发现中国践踏人权的现象普遍存在。
她说：“通过上访，又让我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不幸与不公正的待遇，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看到国家信访局成千上万的访民，看到北京的官员，异地官员，同样的麻木不仁，看到中国公安部警察的粗暴野蛮。我那时就意识到，我通过上访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我上告无望的同时，我决心求助于媒体，但我又发现，中国的媒体根本不会为被政府欺压的百姓发声。这迫使我成为了一名公民记者，一方面，我想记录下来，这段因政府权力不受制约而导致野蛮施政、无法无天的历史。另一方面，我想要中共的领导层和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以便尽快解决和改善这种局面。
“记得我第一次做公民记者时，是在国家信访局。当时，我看到几个警察野蛮地把一个正在拦车的上海老太抬起来，我气愤地只顾抓拍照片，没想过警察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老太没有被警察带走，我却被警察带走了。
“四、五个警察直奔我而来，我意识到警察是为我的手机而来，匆忙中，我只想保护手机，不想让手机落到警察的手中。于是，我随手就把手机塞给了一个连长相都没有看清楚的陌生男访民，让他帮我保管手机。
“然后，我被四五个警察掐著脖子按著头，反绑着手，给押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受到长时间的审讯，然后我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又没有手机，联系不上任何人，感觉到一切都非常的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