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香港——数十年来，中国努力试图构建一个现代金融体系，而它笨拙的股市救市行动，给这一进程带来了重大挫折。

中国让货币贬值的举动令全球投资者震惊；从河内到华盛顿，各国央行的政策算盘都因此而改变。

备受瞩目的大型国企全面改革计划打破了中国对这类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希望，因为共产党表示，他们不仅不会降低参与度，反而将加强对这些公司的控制。

在世界各地的很多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看来，中国采取这些惊人的举动，原因在于政府需要让经济回到正轨。

经济增长正在下滑。本周一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9%，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北京正在竭力应对这种压力。

虽然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金融改革，但该国采取的措施正在发送的信息却是它正在改革的道路上倒退。事实正在证明，这是一个全新的、不断变化的局面，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看清走势。

“人们说改革就要到来，但你正在改革中倒退，”在亚洲长期从事银行业的侯伟(Fraser Howie)谈到中国当局最近的行动时说。侯伟也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的合著者。

“这背离了整个宗旨；你或者拥抱市场，或者不是。“他说。

多年来，控制中国经济杠杆的技术官僚们被标榜为有远见的规划者。他们承诺的事情通常都会兑现，而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该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来驱散。

但是，近几个月来，这种形象已经被打破，因为一大堆机构和官员时不时地推出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且几乎没有予以警告和解释。在中国，经济决策被视为国家机密，全球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迅速调整自己的方法来应对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通常会在夜间或周末发布令市场感到意外的重要政策。美国美联储则设法提前很久透露相关举措。

负责管理中国经济的很多机构之间存在竞争，缺乏合作，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央行、证券监管机构、财政部及经济规划部门等机构的议程和目标各不相同。

最终导致人们很难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外界来看，官员们似乎与长久以来的改革计划背道而驰，人们普遍认为改革计划对经济健康至关重要。

今年6月，中国证监会主席概述了扩大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计划。他希望通过促使融资、上市变得更加容易，来推动数百万缺乏现金的初创企业转变成创新型龙头企业。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上海参加金融论坛时表示，该计划会“增强整个经济的活力”。

但一周后，随着中国股市暴跌，他迅速改弦更张，似乎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市场议程。证监会叫停新股发行、禁止大股东减持并下令券商大举买进。尽管这些举措最终帮助稳定了股市，却也为市场注入了大量不确定性。

“救市让外界再次质疑领导层经济自由化的承诺，甚至怀疑政府所说的‘改革’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说。古德曼对中国的经济决策进行过长达两年的研究，并于3月发表了相关论文。“现在很明显，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

中国当前的压力表明，两年前较为乐观的展望出现了逆转。当时，习近平提出了金融改革纲领，有意让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极力揽权，在推动中国经济政策和改革方面，取得了主导权。这个领域传统上由总理负责。

“注重集中权力一直是习近平的一大主题，他开创的这种更加政治化、民族主义色彩更强的环境，对经济改革进程的影响非常明显，”设在北京的金融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研究总监白安儒(Andrew Batson)说。

“这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坏事，”白安儒接着说。“但肯定不是一些人期待的那种，普遍倾向于市场的改革议程。”

由于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承诺，以及政策方面由谁做主感到困惑，在与中国相距遥远的市场，动荡也出现了加剧。

比如，8月11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决定让中国货币人民币贬值，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货币政策官员的担忧。

中国央行解释称，自己的行动是一次性的调整，为的是让多年来受政府严格控制的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驱动。但由于此举突如其来，越南和哈萨克斯坦也采取了竞争性贬值。源自中国的波动，甚至促使美联储在9月17日的会议上决定推迟加息。

“我想我们8月看到的金融市场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对中国经济表现面临下行风险存在担忧，或许也对政策制定者应对这种局面的技巧感到担忧，”美联储主席珍妮特·L·耶伦(Janet L. Yellen)在会后对记者说。

长期担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并未直接评论人民币的此次贬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周小川称，近几十年里，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他也承认，全球金融危机和其他因素耽误了一些改革。

“今天我们虽然有条件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上写道。“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

对中国来说，推迟兑现金融改革承诺的风险在于，存在已久的经济问题可能会恶化。清理各地的地方政府累积起来的数万亿美元债务时，尤其如此。

传统上，地方政府开支在中国刺激经济的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但2014年10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宣布了一项大胆的债务清理计划。然而，随着今年的增长进一步放缓，政策制定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主意了。他们允许地方政府继续通过风险更高的方式积累债务，如通过不受监管的控股公司借款。

“相对于去年宣布的计划，现在的改革步伐更慢，”北京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副总裁诸蜀宁(Nicholas Zhu)在谈到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时这样说。“这是因为自今年早些时候以来，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超出预期，导致政策重点发生转变，更重视经济稳定了。”

上月出现的最新动态，再次引发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承诺的怀疑。当时，政府就改革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发布了一份备受期待的政策文件。

文件发布几天后，党内大权在握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跟着发布了一份文件，直言不讳地表明，党不会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央委员会的文件称，“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新华社的报道还说，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升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和竞争优势”。

尽管实际出现了停滞迹象，但在公开场合，中国官员依然大谈支持改革的议程。这让局面更令人困惑。

上月访美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明确表示自己致力于推动经济改革。

“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习近平在西雅图发表讲话时说。

“改革关头勇者胜，”习近平接着说。“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义无反顾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