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浙江嘉兴，工人正在为广告牌焊接钢架。
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是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常务董事，曾于2002年在北京帮助创建这家研究公司，他也是《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编辑。此前，他在亚洲担任过金融记者。他还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非常驻资深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他的新书《中国经济：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东西》(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已在今年4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问：创新能力常常被描述为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经济体所必须迈出的下一步。创新能力真的这么重要吗？
答：你可以得到很多经济增长，而不需处在技术前沿上，其实，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中国仍可通过仅靠技术追赶而得到相当快的增长速度。此外，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很精通人们所谓的“适应性创新”，虽然他们并没有发明新的东西，但他们在中国的环境下正在把东西做得更好。
从负面来看，到目前为止，人们在中国还看不到多少可出口或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创新。你看不到人们来中国说：“哦，那东西真不错，让我们把它引进到美国去吧，或者日本，或者其他的地方。”
问：但是，中国应该达到那个水平吗？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
答：的确，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看起来与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所处的地位很不一样，那时的日本有大致相同的人均收入。但那时的日本已经因其领先的制造工艺而开始闻名，日本公司的产品都在向前沿靠近。你在中国还真看不到这个。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看不到中国企业在受到政府保护的花园之外运行。
问：中国有一些被捧得很高的公司。
答：你可以说阿里巴巴在中国可能具有相当于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索尼在日本的地位。阿里巴巴是一家有意思的企业，它的确在中国率先推出了电子商务和在线支付系统。它最近收购了菲律宾电子商务公司Lazada的控制股权，所以他们正在开始转向国际。这将是中国企业是否能够把它们在国内市场上的成功转化为国际上的存在的一个很好的检验。
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松绑，让这种公司在国内和国外展开翅膀。如果这类有很大活力的民营企业有更大空间的话，中国可以从不论是追赶、还是创新中获得一个阶段的强劲增长。问题是，中国似乎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加强审查和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政府还提出，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公司把1%的金股出售给政府，显然是认为，如果它们有政府参与的话，这些公司就可以变得更好——至少在政治上更好控制。不幸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公司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政府控制。
从长远来看，放不下政府控制对创新是个大问题。
问：金融改革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成了一个重要战场。这是为什么？
答：金融部门的改革曾一度充满希望，但逐渐陷入混乱。问题在去年变得很明显。改革者希望有更灵活的汇率以及更充满活力的股票市场。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把股市仅仅看作是经济表现的指标，把汇率看作是保持稳定的锚。股市崩盘时，政府不是让泡沫破裂——这是它应该做的，如果它真想有更多市场力量的话——而是进行干预，下令国有企业购买股票，以保持股价的虚高。现在，它被套住了，因为那些购入了股票的国有企业不能出售它们的股票，否则会引发恐慌性抛售。
至于汇率，央行想有更灵活的汇率，这将有助于央行用比较正常的方式来制定货币政策，但政治领导人不希望看到灵活汇率所带来的波动性。结果是双方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是真心实意地试图得到一个更加市场化机制的技术官僚们，另一方面是那些认为维持汇率稳定才是关键的人，因为这些人认为，如果汇率不稳定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中国也不稳定，那将很糟糕。
问：这听起来像是习近平政府的典型行事风格。
答：习近平属于那种以稳定为根本的人。在很多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控制事物的欲望超过了改革和自由化的欲望。
问：也许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正常。当国家进行重大改革时，中间需要暂缓一下，让大家跟上脚步。
答：呼吁改革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改革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所以，的确，政府放慢改革步伐，让社会有机会进行调整，这么做可能是合理的。
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是，过去30年来，经济增长一直以建造东西为主——打造基础设施、住房、重工业——而目前中国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经济增长应主要来自从这些已经就位的资产中提炼效率。这种转型从来都没有容易的，我们应该预期会有颠簸。
关键的一点是，所有的经济史都告诉我们，虽然国有企业或许善于建造东西，但在提炼效率的时候，你就需要私营公司了。在当今中国，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在9%，而国有企业仅为3%。此外，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是私营公司的两倍。他们有两倍的负债，但业绩只有三分之一。这个差距是巨大的，但政府一直将太多资金引导到经济中这个效率很低的部分里。
问：有没有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认为他们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转型，但是即使政策没有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也会自然萎缩——就像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计划外增长》(Growing Out of the Plan)中描述的经济改革头15年一样？
答：这是可能的。但不同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政府的政策是以鼓励私营部门兴起为主，即使是进两步退一步。如今的情况却似乎明显呈现的是，他们的方向更多地转向了政府控制和压缩私营部门的空间。如果这个势头成为基调，那么中国经济今后将面临很多困难。
问：情况什么时候能明朗呢？
答：（2017年的）下次党代会将会是一个关键时刻。你可以说，习近平并不笨。他知道，中共掌权的长远能力取决于把经济搞好。他意识到了对经济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必要性，但是面临这么多根深蒂固的抵制，他不得不花费数年的时间来整饬肃清，撤换那些可能反对经济改革的人。一旦他巩固了政治权力，清场完毕，他就可以把精力从政治整肃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上来了。
我不能说自己倾向于这种看法，不过下次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一件事情了：习近平究竟是一个忠实的经济改革者，还是主要只对政治控制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