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博讯网
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教授，一位备受尊敬的维吾尔学者，因涉嫌“分裂主义”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
对话基金会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已拒绝了她的上诉，并且该基金会从中国政府内部的可靠消息来源证实了达吾提的终身监禁。
美国国务院在上周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人民共和国（PRC）对热依拉·达吾提教授判处的终身监禁。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达吾提教授和其他维吾尔知识分子，如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因为他们努力保护维吾尔文化和传统而遭到不公正对待。
声明指出：“达吾提教授的终身监禁显然是中国政府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该政府试图消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破坏学术自由，包括通过拘留和失踪等手段。”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达吾提教授和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个人。“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结束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并遵守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承诺。”
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议会机构指责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和其他宗教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但中国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并声称其政策旨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他“不知道具体案件”。他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其司法机构严格按照法律处理案件。他还否认了有关该地区种族灭绝的报道。
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罗斯-赫尔曼理工学院中国研究助理教授蒂姆·格罗斯（Tim Grose）是热依拉·达吾提的朋友，他强调，无论人们如何描述维吾尔族家园的持续人权危机，达吾提的拘留都表明，中国对维吾尔家园中的暴力行为的正当化并不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因为这一论点已经失去了可信度。
格罗斯表示，达吾提教授的判决提供了另一个党国瞄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悲惨案例。
“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吾提教授的判决提供了中国瞄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悲惨案例，” 格罗斯告诉美国之音。“另一方面，这个案例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从很多方面来看，热依拉·达吾提是当代维吾尔研究的一个生动典型。她拥有的知识、资源和联系使她的学生和同事得以在这一新兴领域取得成功。毫无疑问，她的拘留首先是对达吾提教授、她的家庭和学生的权力滥用和悲剧，但这也是该领域遭受的重大打击。”
格罗斯敦促国际社会共同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达吾提教授和伊力哈木·土赫提等维吾尔知识分子。
被捕前七天的利哈木.土赫提。 (王力雄摄)
“我们只能希望，热依拉·达吾提的案件、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终身监禁以及其他维吾尔知识分子的遭遇能引发国际愤怒，促使各国一起要求中国将他们释放。对维吾尔知识分子的任意拘留不仅仅是一种‘维吾尔问题’- 它也是对学术调查自由的侵犯，”格罗斯说。
他指出，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任意拘留是对学术调查的一种侵犯，可能导致重要的地方历史、土著知识和文化表达的丧失。
根据挪威的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阿布杜维里·阿尤普（Abduweli Ayup）的说法，达吾提教授在2017年12月被中国当局拘留，她由于在维吾尔民间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他透露，自2016年以来，已有超过435名维吾尔知识分子被中国当局拘留。
阿尤普表示，即使是达吾提教授的案件，尽管她在美国大学讲课并受到西方同行的赞誉，也是在她被拘留将近六年后才为世界所知，突显出中国政府如何有效地限制有关维吾尔人遭遇的信息流动。
“她的案件是众多已为世人所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之一，”阿尤普说。“其中至少有20名她的硕士学生也被中国当局拘留并随后被判刑。”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Shahit）创始人吉恩·布宁（Gene Bunin）表示，中国政府拘留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最可能动机是他们的影响力，被视为一种威胁。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又称Shahit，是一个在线平台，致力于记录中国大规模关押运动的所有已知受害者，并分析其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压制政策。
“因为他们（维吾尔知识分子）根本不符合政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叙述。通常，他们被置于打击分裂主义或打击腐败的叙述之中，”布宁说。“我一般的印象是，这一群体中的人更有可能被判长期监禁，而不是相对较短的拘留。我认为其他非汉族精英也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可能与宗教人士受到的打击一样严重。”
布宁还指出，中国政府试图采取不同策略，对待一些知名的维吾尔人，而对其他人则采取彻底消失的方式。
他说：“例如，阿不都日衣木·艾衣提（Abdurehim Heyt）等人最初被拘留，后来重新出现，有时会创作亲政府的作品或接受采访。”
阿不都日衣木·艾衣提是一位著名的维吾尔音乐家。据报道，2019年有消息称他在中国被拘留期间身亡，而土耳其谴责了他的死亡。然而，后来他出现在中国媒体中，赞扬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政策。
总的来说，布宁认为，大多数知名维吾尔人被拘留，一些人被允许存在，前提是他们合作，而很少有人被放任自流，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影响力并构成威胁。他还指出，在一个社会的基本支柱被摧毁的情况下，要正式保护习俗和语言将具有挑战性，因为官方的保护将受到国家控制和“爱国主义”的限制。
此外，年轻人不太可能追求与语言和文化保护相关的职业，因为他们面临明显更高的拘留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