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转自维权网
随着城管体制所暴露的问题的增多，关于城管体制的争议和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北京崔英杰事件以及湖北天门事件以后，将城管的暴力执法问题推到舆论和研究的焦点上。关于城管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城管体制的制度渊源、职权和法律分析上。尤其是针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研究比较集中。例如，姚爱国的“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李勇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研究”、王丛虎的“论我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合法性”、苏熙的“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分析研究”等等，则对城管执法体制的制度渊源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姜洪涛的“论我国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系的构建”，对城管执法体制的法律体系和职权体系做了详细的研究；二是针对城管执法体制及城管执法行为的问题分析。这一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暴力执法问题的研究上，如，郑真的“城市管理暴力执法问题研究综述”、张烩的“城管暴力执法成因分析”，丰海东的“城管暴力执法之根源探析”等。此外，杨解君、张黎的“法治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从法治角度对城管体制的法律缺陷进行了理论概括；孟亮的“当前城管执法问题及对策研究”对城管执法中的问题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列举和归纳。三是关于城管执法的问题对策。如刘燕青的“浅析城管及其暴力与治理”、隋宜径的“论城管暴力执法的防范与治理”等针对城管暴力执法提出了对策。而杨秋菊的“行政权力扩张的原则界限及其约束机制”则从行政权力约束角度提出了见解；刘淑、诸大建的“城市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基于利益相关分析视角”则提出了城市管理的大众参与问题；李庆飞的“国外城市管理模式比较”则归纳总结了国外城市管理的相关做法和特点。
上述研究中，关于城管体制的制度渊源、职权体系等研究比较充分；对城管相关问题，特别是暴力执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但是，由于言论自由和言论禁忌的原因，在针对城管执法、特别是暴力执法问题与人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并未能给予充分的分析和展开。在相关对策问题上，也由于体制的限制，停留于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层面上。
鉴于此，本文在针对城管执法体制的问题研究上，首先，将重心放在城管执法与对行政相对人的人权侵权问题上。具体而言，在详细分析国际社会关于各项人权的有关规定基础上，以实际案例为依据，对城管的执法行为所造成的相关人权的侵害现象进行分析和总结。其次，本文对城管执法造成侵犯人权问题，从制度和法律角度进行原因探索。第三，参考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和理念，对城管体制的变革提出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充分了解和吸收前人关于城管体制的渊源、职权、法律缺陷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充分了解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关于人权问题的有关文件和法律规定；第三，由于城管引起的侵权事件较多，在侵权案例调查和选取上，只能按照不同侵权类型，每种侵权类型选择几个典型的引起轰动的案例；同时，确保每个案例有数家（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作出了结论性报道，以求个案的可信性和代表性。在中国大陆城管侵犯人权的案例比比皆是，人神共愤，城管队员在网民的口中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媒体所能披露出来的关于城管侵权的案例只是实际案例的九牛一毛。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每年关于城管侵权的报道依然很多，但本文篇幅有限，只能选取2007年以来的一些付诸媒体的并引起轰动的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同时，参与本报告的相关调研人员在河北保定、湖北仙桃和吉林长春三地随机挑选临街的40个中小经营户和10个退役城管队员进行了相关访谈，就人们对城管队员直观印象和城管队员的执法现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报告依然没有把握城管侵权的全貌，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社会对侵权案例的报道是被政府的宣传主管部门所掌控，政府方面从来没有就此现象进行过专业的统计和公布，而民间则因为调查管道极不通畅，就难以进行相对全面的整理、分析，另外，媒体主要集中报道民众与城管冲突当时发生的情况，一般欠缺对于事件的后续跟进，以下很多案例究竟后来如何，施暴的城管有否受到法律制裁、有否被撤职，媒体尤其是在官方审查下没有报道，导致报告也没能全面地讨论究竟城管侵权后救济方法是否有效；第二，为了增加可信性，本报告所选取的城管侵权案例都是经过媒体公开报道的，而把大量的未经报道的城管侵权案例排除在外，这就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局限性。第三，相关访谈只选取了三个地方和50个访谈对象，这也为本报告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