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就是一场噩梦。感觉我的人生就像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我到香港就是要逃脱共产党，结果几十年后共产党又到了香港。”文革时在中国内地曾遭受政治迫害，一心向往来到香港与家人团聚、享受一点自由的孟刚（化名）老先生，这样对美国之音描述他作为香港人的心境。

　　　行人走过香港街头港版国安法的宣传牌。（2020年7月15日）

　　一点自由没了

　　“我年轻时想要摆脱中共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现在可好，国安法将香港变成了一个跟中国内地任何城市一样的地方，‘一国两制’完了，我们仅有的一点自由没有了。现在说话都要小心，出去参加游行、抗议之类的活动都有顾虑。有一种恐惧的阴影压在头上。”

　　孟老先生1940年代出生在中国南方，父母在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去了香港，没能带上他。他跟着祖母生活长大。由于喜欢技术活儿，他初中后上了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重要的国营大厂做技术员。

　　1966年8月被称为“浩劫”的文革爆发，尽管他的工厂没有像许多一般的那样因造反夺权造成混乱而停工停产，但他也被卷入这场每个人都要站队表态的空前政治运动，加入了造反派。后来，1969年保皇派夺权，革委会成立，工厂继续一边坚持不能停的生产，一边大搞革命。

　　政治厄运降临

　　到了1969年年底，他本人的厄运也在这场看不到头的政治厮杀中降临了。20多岁的他当时住在职工宿舍。不知何时，他室友贴在墙上已很久的中共大独裁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头纸画像掉到地上，上边有两道裂纹。

　　结果，两个人都给抓了起来，被逼迫交代是谁人为破坏、侮辱伟大领袖，而他因为父母这个“海外关系”，还被要求交代父母是否是“国民党特务”。

　　“把我关在厂里的学习班里面，关了81天。不停地不是这个班组就是那个班组批斗，挂着‘没有教育好的子女’的批斗牌子，‘坐飞机’，双臂从后被高高压起，还踢我后腿叫我下跪。”

　　孟先生说，被关押在学习班期间，每天24小时由至少4名退伍军人、多时5、6个人，分3班看管，上厕所、去饭堂都要跟着。每天晚上8、9点钟困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却不让睡，被吆喝着起来，让他拿出《毛选》（《毛泽东选集会》）念，写学习心得，交代问题，经常一宿一宿不让睡，都快把他搞疯了，而看管的人自己白天都睡好了。

　　半年后，他被调到了一家干重体力活的工厂，全厂400到500人，几个高中生，两个半中专生，就是他和医护室的中专生“医生”，还有后来学会开拖拉机的“半个生”。

　　在这里一干就是5年多。到了1976年初，他又被调到另一家重体力活工厂，情况没有多少改变。他曾提出到香港跟父母团聚，公安局的干警找到他，吓他个半死。

　　“他问我你想到香港去，那我问你，是中国社会主义好还是香港资本主义好。我哪敢乱说，就说当然是社会主义好。他说，既然这样，那你去香港干嘛，呆在这儿不是蛮好的嘛。”

　　到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了，再后来毛的遗孀江青等“四人帮”被抓，中共宣布惨无人道的文革结束，孟先生看到机会来了，77年再提出去香港的申请，78年竟然批了下来。

　　就是希望逃离

　　“我当时想的就是要脱离这种压抑的政治环境嘛，一点点自由都没有，没想到香港去发财如何，或者过什么好日子，没去想它，就是脱离这个很难叫人理解的环境，一点人身的自由都没有。”

　　1978年年中，他终于迈过深圳罗湖桥，踏上了在当时被多少中国人想象为“天堂”般的、一百多年来成为多少中国人政治“避难所”的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

　　“我走的时候跟朋友聚在一起告别，朋友们都为我高兴。当时还没有看到中国大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变化，大家为我庆贺，你终于跳出这个圈子(环境)了。我刚跨过罗湖桥，我就知道，终于自由了，好开心。”

　　孟先生说，新近来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不懂粤语，有很大压力。但人确实快乐了，完全没有了在国内时的心理痛苦。

　　他表示，港英时代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民众很开心，唱歌、跳舞、赌马呀，哪怕你骂共产党、骂英国女王都可以，很自由。你只要肯干，能吃苦，都能赚钱，不愁生活，人人都很开心。

　　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中国，港台歌曲风靡一时，谁能搞到一盘香港的歌曲磁带，甚至转录带、一副“蛤蟆镜”（太阳眼镜）、一件T恤衫，都是很稀奇的事情。香港、澳门就已经算上“天堂”，更不用说欧美。

　　参与民运活动

　　孟先生人到了香港，仍关注中国的政局发展，也开始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比如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共在港英香港的代表处)抗议中共抓捕和判刑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领军性人物、现海外民运领袖之一的魏京生等人。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在经过两年多艰难谈判后签署有关香港主权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同意将永久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以及租期为99年的新界的主权一并在1997年移交给中共，而当时以邓小平为实际统治者的中共则承诺给予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孟先生表示，当时的港人基本上支持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一国两制”，即便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期间发生解放军屠杀学生及市民的“六四事件”，激发港人全民抗议之后，民主派的主流也是支持“民主回归”的。

　　孟先生在八九民运期间参与了港人的声援活动。“六四屠杀”的解放军开枪镇压发生后，港人震惊，谴责、声援、募捐，营救从中国逃亡到香港的六四学生和异见人士。孟先生虽没有参与“黄雀行动”的营救行动，但是从事过帮助到港中国民运人士的活动，募捐和帮助找工作等等。

　　中共对自己人民的暴行震惊全球，更让港人看到了中共的残暴，令港人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感到悲观和恐惧。于是，香港1990年起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仅到1994年就有约30万港人移居海外，大部分属中高管阶层或高学历专业人士。移民潮持续至少5年以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成为热门去处。

　　港人设法移民

　　孟先生表示，他曾眼见更多的无法移民的港人排长队申请和领取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为自己选择一个“保险”。据英国官方统计数字，至2020年2月，港人持有的有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共有近350万本。

　　孟先生也曾恐惧97香港主权移交中共后的香港前途，但他自己和家人没有条件移民。不过，他的两个弟弟的全家都移民到了西方民主国家。

　　“九七回归”后，许多拿到外国籍的港人看到基本上平安无事，逐步开始回潮香港。而泛民主派也不断争取中共能按照基本法保障的在香港逐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

　　2003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提出就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进行立法，触发50万港人上街抗议，逼迫港府被迫撤回。孟先生也积极上街，并到中联办前抗议。董建华不久也以“脚疾”为由辞职。

　　“至少23条国安立法，裁判权还是在香港的法庭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港人的权利有相对的保障。”

　　尽管中共操控的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通过否决2012年双普选的决议，承诺2017年后香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但是，到了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却对2017年特首选举候选人“筛选”，连“落三闸”，除2016年立法会议选举不变外，特首参选人须由亲中建制派操控的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提名，并把参选人限制在2至3名。这直接触发了港人长达79天的直接对抗中共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

　　尽管孟先生此时已经年界70，不能像中轻年人那样积极上街抗议，他还是时常到“占领区”声援一下。

　　就像做一场噩梦

　　孟先生表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从2019年6月开始的有数百万港人参加的反逃犯条例的“反送中”抗争、争取包括“双真普选”的“五大诉求”，换来的却是中共对港人权利的漠视和铁腕镇压，将“国安法”强加给港人，令香港陷入让人不敢说话的“红色恐怖”，失去了原有的一点自由。

　　孟先生感叹道，虽然自认对共产党有很深的了解，他也没有料到它会公然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践踏保障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基本法承诺，甘心对抗美英等国际社会，让香港遭受国际制裁，毁掉香港。

　　“香港年轻人更不了解共产党了，没有尝过共产党的滋味。它太恶毒了，不停地树立敌人，把什么人都看成敌人，扶植一部分人控制多数人。抗议对它没有，几百万人，就算香港人全都上街抗议也没用，它把国安法这种中国内地的法律用在香港，把香港变成了跟内地城市一样的地方，就是‘一国一制’了。国安法比23条立法（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款）恶劣太多了，由当局指定法官，还可以把人抓到内地，由中共的法官审判。香港要衰败，东方之珠烂掉了。我活了70多岁，几十年后共产党又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