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六、七十年代那个文化上的禁锢时期，一些单位和部门小范围出现过若干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应当如何评估这些“内部读物”对中国读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呢？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互联网上最近有一篇署名“佚名”、题为“曾经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内部读物’”的文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总部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主办的《观察》双月刊17号转载了这篇文章。学者谢选骏说，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国内的官方网站：
“这个文章在网路上最早在12月11号就由北京的新华网发表了，消息来源是《新闻午报》，就是说新华网12月11号不是首发的，但是目前只能查到新华网。”
谁是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回顾的问题：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那些被称作反面教材的“内部读物”，对于此后中国的读书界和思想界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人们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守旧禁锢与议论风发的局面一度并存；从那时以来，中国思想界所酝酿着、躁动着、和迸发出的所谓自由主义思潮，与当初那些“内部读物”的影响有没有关系？
文化学者谢选骏回忆说，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就曾经读到过一些“内部读物”：
“我那个时候在南通就见过，我还买过，1972年林彪死了以后有一个解冻期，比如说我当时就读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是从南通市新华书店买来的。当时《不断革命论》我都看过，那是托洛斯基的。”
这位学者说，“内部读物”向少数人打开了一个思想的窗口，但许多人当时把这些书当作了“反面教材”：
“它等于是开了一个窗子，让人家知道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不是很新的一些书，但它至少开启了这个窗子，比方说，那时候，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就专门挑官方不允许的，你不是说这个不好吗？我就是要吸收它，我记得他们说唯心主义不好，然后我就拼命吸收唯心主义，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唯心主义真的是好，就是比唯物主义好。凡是官方不让我们看的、说是坏的，我就一定觉得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官方压迫我们。它想给我们洗脑，所以我就一定要吸收跟它相反的东西，来跟它对抗。（记者：你认为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影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如果不受影响，也有很多人选择不受影响，选择去批判，我相信更多人是选择批判了，站在官方这方面去批判。但是，最大多数人是不关心这些东西。”
学者李洪宽表示，所谓“内部读物”的读者大都是当时体制内的人，所谓“影响了一代人”的说法失之夸张：
“影响一代人是谈不上的，当时这些书的背景基本上是给中共高层领导看的，比如说社科院的高级领导、高级研究员写文章、中苏论战，为了掌握所谓反动分子、修正主义的观点，给他们看的。这些书都是严格限制的，每一本书卖给了谁都有严格登记，而掌握书的人都自觉地限制书的流通，一般来讲，最多也就是让自己家人看一看。有个别家孩子胆子大的，那时候让同学看，也是极小范围之内的。至于文章后面讲到四五天安门运动受这些书的影响，这个显然没有太直接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这个结论。”
“曾经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内部读物’”一文援引当年一位的读者的话说，“俄苏作品曾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桃花源”。学者李洪宽说，对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长大的人来说，这句话倒是具有代表性。李洪宽还回忆了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界对西方著作的介绍：
“从五、六十年代长大的，俄苏文学相对来讲是最容易得到的外国文学，像太子党这个圈子的孩子，他们以看苏俄文学为时髦，所以可能看得相对多一些。实际上，出版真正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方面，是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的，像包遵信搞出《走向未来丛书》，以及各出版社类似的介绍西方已经成型的社会科学的成果。这个是八十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一直到八九年六四的时候突然停顿了。停顿了有个两、三年的时间，八九年过后两三年，复苏是经济因素推动的。从那以后，可以说是江河日下，大体上所有共产党不同意的书在中国都出来了，不管是介绍民主的、人权的、西方理念的、人文的、社会科学的，从大学的教科书到一般的畅销书到经典著作，在中国大陆都有翻译，都有出版。这个现象从六四之后的三五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仅以出版量而言，中国出版界这20多年来出现了过去少有的繁荣，对外国文史哲著作的译介相当可观，那么，这些外国书会不会对今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大的影响呢？学者谢选骏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他对眼下的中国思想界不抱大的希望：
“中国读书界、思想界不会有什么新的状况，还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抓住，不会有很深入的发展的，因为我不看好中国的思想界。一个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怎么可能有思想上的发展呢？所以，中国一定要有法制，然后有一个思想言论的自主自由、出版言论自由，这样才会有一个复兴发展，否则没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