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转自“纽约时报”
中国政府去年12月突然结束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严厉措施后，许多中国人曾预料，被压抑的需求将给经济反弹带来强劲动力。然而，八个月后，中国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坏消息：年轻人失业率创下纪录，房地产市场严重衰退，老百姓不消费，甚至可能出现经济通货紧缩。
这让许多习惯了经济持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人感到震惊。他们现在不得不应对生意不好做、个人财富缩减的问题。
我像往常一样采访了十多位企业主和消费者，我可以把他们告诉我的总结为：他们对经济和国家未来的信心正处于最低点。如果说他们曾对经济反弹抱有希望的话，这种希望已经破灭。他们担心这是他们不敢想象的情况的开端，并担心政府没有解决方案。坏消息不断传来。
“最可怕的就是大家都很迷茫，都不知道下步怎么办，”一家汽车配件批发公司的老板理查德·李（音）说。“我曾经觉得这个国家会慢慢变好。”在2023年上半年，李先生的生意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他居住的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曾在去年上半年被封控了好几周。
他发现，其他像他这样的企业也在苦苦挣扎。他的一些客户是汽车修理店，因为车主减少开支，有些修理店甚至已经关门。
李先生曾有四家店，其中两家已关张。他解雇了三分之二的员工，也不再投资新产品。他还减少了下馆子和与朋友聚会的次数。由于现金短缺，他曾试图出售自己在2020年买的一套用于投资的公寓。但即使在他将售价从330万元降到290万元后，也几乎无人问津。对李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依靠中国政府来了解经济状况已变得越来越难。政府已停止发布一些多年来一直定期发布的数据。6月份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1.3%后，政府上周暂停了发布这个数据。
但政府已发布的一组7月份的官方数据足够糟糕。
上个月，中国消费者价格出现了两年多来的首次下降。中国各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3459亿元，与6月份相比减少了89%，只是去年同期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5%，而去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萎缩了近25%。在这个60%的家庭资产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的国家，这种下降令人震惊。人们的焦虑如此之高，甚至有人开始在名为“小红书”的社交媒体上传驱邪物，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帮助他们把房子卖出去。
去年，政府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严重抑制了消费和商业活动，中国曾陷入通货紧缩。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许成钢解释了为什么通货紧缩可能有害经济。
“往最好的地方说，所有人都是看跌。在看跌的情况下，一定就是等着跌得更低，”他说。“往更不好的地方讲，就是人们其实很害怕，很担心。”他表示，担心丢掉工作或担心企业经营不下去将导致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支出，从而将经济进一步推入通货紧缩的陷阱。
由于焦虑情绪高涨，人们已开始多存钱、少花钱。
考博·刘（音）在中国西南部一座大城市创办了一家教育初创公司，他说，他今年的营收持平，这对一家以前每年增长40%的公司来说是个坏消息。刘先生30多岁，虽然手中有约1000万的现金，但他已决心将每月的支出控制在五六千元，其中一半是房租。他的车（一辆丰田卡罗拉）是五年前买的，他不打算换新车，短期内也不打算买房。他曾在2019年买了两个楼盘的公寓，但这两个楼盘的开发商都已在资金耗尽后停工。这是中国的房地产繁荣突然结束后，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噩梦。
刘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连续几年下滑。他已在今年早些时候卖掉了手里所有中国大陆企业的股票，并表示他不会碰任何中国公司的股票，即使它们在纽约或香港的交易所上市。现年44岁的鲍里斯·戴（音）是北京的一名商业房地产顾问，他今年前六个月的收入不到10万元，只有他疫情期间收入的一半，还不到疫情前的15%。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出租办公空间，租户已在六个月前倒闭，让他的这笔收入落空。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躺平，”戴先生说。“对未来没什么期待。”他已将自己的运动型多功能车改装成了房车，这样他和妻子外出旅行时就可以把酒店钱省下来。即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家也因为前景不确定而不愿贷款。
马克·傅（音）是一家金融咨询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在成都和香港设有办事处。他说，他今年的业务量激增。他解释说，原因是许多富有的中国人在疫情期间意识到，再有钱也买不来安全或尊严，所以他们向他寻求帮助，将金融资产转移到境外。银行可以提供低利率的商业贷款，但他不愿意借债。他没有扩大公司，而是让员工从12人自然减少到10人。
他说，他对政府在疫情期间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行业感到大为震惊。他说，他曾相信只要努力工作，一定会成功。现在他担心，自己如何经营并不是最要紧的事。
“国家是要把你一锅端了？”他问道：“还是说让你可以赚点钱？”他也有一套一直卖不出去的公寓。
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已变得如此之黯淡，以至于官方出版物《证券日报》上的一篇评论呼吁，严格审查那些推测未来麻烦的帖子。文章称，那些以“某信托爆雷了”、“中国版雷曼要来了！”、“某券商要召开‘至暗时刻’的电话会议”为标题的造谣帖子已引发了市场波动。
人们因无法想象中国将如何摆脱恶性循环而感到绝望。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习近平似乎不喜欢民营企业，并已逐步废除了曾让中国取得经济成功的一些市场经济要素。现年35岁的安迪·王（音）已在今年早些时候辞去了他在银行的工作，准备申请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去年秋天，中共召开“二十大”后公布了一批新领导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令他反感，新领导人全是习近平的亲信。“这个国家最后纠错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他说。
虽然他的父母很有钱，但他对自己是否能有他们曾经有过的同样机会感到悲观。“国内是不可能挣到钱的，”他说。“现在想办法不说保证现在的生活，（只）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生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