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3): 八九六四那一夜，“人民军队” 残杀了人民
“人民”自始至终与学生站在一起
2021版的简史是这样解释6月4日的屠杀决定的。“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 月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事实上，“人民”并没有站在中共当局的一边，支持镇压。自始至终，人民群众是同情学生并与学生站在一起的。准确地说，这场抗议运动是学生首先发起的，后来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1989年4月23日的北京《科技日报》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
在这场持续了差不多50天的抗议活动中，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陆陆续续加入进来，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多年后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在“四二七”大游行的那天，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冲过北京警察、武警以及军队的重重拦阻线，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边，来表达完全支持的立场。
1989年5月13日，抗议学生发动绝食。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学生抗议活动几乎变成了全民运动。北京的多家医院包括军队的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之中。
1989年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同一天，在包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等在内21个城市也发生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游行。在这一天，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在声明中签名的有中国著名的作家巴金、著名诗人艾青、著名学者季羡林等。
5月23日，北京又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让当时的总理李鹏下台的口号。
从5月19日，中共宣布对北京实施戒严后，北京的市民、工人、干部和学生为阻止戒严部队进京，自发赶往各个交通要道，拦阻军人和军车。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告诉他们“人民的军队不打人民”。
6月3日上午，在部队得到命令开往天安门广场时，戒严部队的军车在各个主要路口都受到了阻挡，民众在路口设置了重重路障。当晚，即便是官方一再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仍然有大批市民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行进，以保护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相信军队会真正开枪。
当时官方的新闻媒体对六四清场的报道，大部分内容也是同情学生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6月4日当日负责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
军队中对戒严也有不同的声音。被调集到北京参与戒严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徐勤先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不幸的是，被剥夺了领导权的38军，后来成了戒严部队中杀人最多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另一支是空降兵第15军，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李晓明曾是中国解放军39军116师的一名中尉，也是第一位站出来的“六四”戒严军官。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李晓明奉命跟随部队从辽宁前往北京负责戒严任务。不过，他说，由于他所在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抗命，他们部队在比戒严令所要求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天才于6月5日早上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李晓明后来回忆，军队中一些人对戒严的抵抗，早就开始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虽然人数比较少。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过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说，6月3日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
六四戒严部队中消极抗命的还有第28军军长何燕然何政委张明春，后来两人都被降级调职。
即便是中共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是否戒严的态度也是不同的。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的提议后，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后来，邓小平不得不召集顾问委员会，戒严提议才得以通过。
戴晴也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她2014年6月4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备忘”六四》说，邓小平的戒严令在从赢得民心、党心和军心上来说，当时遭遇了三个“当头棒”。她说，第一个是《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二个是在他明确提出要戒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第三个：王牌军军长（徐勤先）抗命！
“六四”后的镇压和清算持续至今
中共对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民众的镇压并没有随着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的结束而结束。“六四”之后，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续到1990。在某种意义上，六四的余波一直影响到现在。
1989年6月12日开始，中共当局首先宣布通缉支持学生诉求的，被中共视为“主要煽动者”的方励之夫妇。后来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以及知识分子代表严家其、包遵信等多人也遭到通缉。这些人后来陆续流亡到了海外。
“六四”之后的二十天，也就是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逮捕，鲍彤是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
相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承受了中共最严厉镇压的是被中共称为“六四暴徒”的一群人。这些“六四抗暴者”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他们中多为普通市民。
他们中的有的人被很快枪决，有的人被判处了极其严重的刑期。比如，学运领袖王丹被判刑四年，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画像投掷鸡蛋的鲁德成被判处入狱16年。
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千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
用《中共简史》中的话来说，“六四”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
这样的思考自然不会包括公布真相，承担责任和进行赔偿。相反，中共还一直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抹杀有关“六四”的记忆。“六四”屠杀至今仍是中国互联网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悼念活动也会遭到当局的骚扰。这一两年，在香港和澳门的悼念活动也遭到了禁止。中共似乎也达到了目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三十年多年前北京遭到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几乎一无所知。
这样的思考还包括强化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更加敌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六四”拦腰截断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进程。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红线。中共同时还加大了对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的控制。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在美国之音电视谈话节目中说，中共还从“六四”事件获得了两个政治遗产。“一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就是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就是底线思维。”
这样的“暴力维稳”和“底线思维”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变本加厉。在香港，中共实施《国安法》，一步步打压香港的自由；30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也被视为禁止。这个月早些时候，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四人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纪念“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处4至10个月有期徒刑。
在新疆，中共对上百万维族人任意拘押，在西藏，中共压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