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2: 八九六四那一夜，“人民军队” 残杀了人民
那一夜，中共动用机枪和坦克残杀人民
中国共产党从缔造之初就一直宣扬自己“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鱼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更准确地说，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口，直接对准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数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的军队”的枪口之下。
6月3日晚大约10时，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并强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从6月3日深夜10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武装下，在北京城的大约190多个地段与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发生激烈冲突。
根据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的研究，当年中共共调集了19支部队，差不多20万名军人，进驻北京实施“戒严”。这其中包括38军等14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等。
吴仁华当年亲历了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全过程。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开坦克当街杀人。
他在2019年参与美国之音节目时说：“6月4日6点多钟，我与大约3000名的同学撤离到了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们靠在路边行走，当时有三辆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的坦克发射军用毒气弹，导致北京商学院的一名19岁的女学生龚纪芳因为吸入过多毒气，造成呼吸系统糜烂，后来不幸死亡。 在那个地方，一辆编号106的坦克从后面冲入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者更多。”
吴仁华说，正是这段特殊经历促使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专门研究“六四”问题，誓将真相告诉世人。他目前已经完成了三部关于“六四”屠杀真相的著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六四事件全程实录》。
1989年，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就是吴仁华提到的“六部口惨案”中的伤者之一。那一天，他的双腿遭到了坦克的碾压。方政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跟撤退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走在西长安街，爆炸的浓烟中冲出坦克，他迅速把一个昏倒的女同学往路边护栏上推，自己却来不及躲避。
方政说：“把她往前一推，自己迫于坦克的压迫感，时间非常短，我就倒到地上，然后就感觉好像一个人 被挤压的感觉，我那时还有点意识，压到了。拖在地下，我整个人咚咚咚颠簸，震动，然后，咚，掉下来了。”
一直以来，中共避重就轻地强调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无人死亡，但事实上有不少人死在天安门广场。更多的人则死在广场之外，其中西长安街的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和前门一带，以及东长安街的南池子据信是死亡人数和流血最多的地方。
1989年6月4日早晨6点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则消息是这样写的：“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在新闻稿的最后，记者写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则80秒的新闻据信是唯一一则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当局行径的官方新闻。后来，这则新闻的作者被判刑入狱四年。
由“六四”死难者的母亲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六四”30周年时收集到202名罹难者的相关资料显示，罹难者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最大的66岁。这些人中有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工人、司机、工程师、厨师、音乐家、复员军人、办公室工作人员等。有一个女儿在去看望丧偶不久、独自在家的母亲时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学生在试图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时，被军官近距离开枪打死；有些在参加抢救伤员时中弹身亡；有些是在拍摄照片时被戒严士兵开枪打死。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死难者名单和伤亡的人数，更谈不上赔偿。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国务院的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说，1989年全国暴乱和动乱期间共有931人死亡，两万两千多人受伤。北京的死亡人数为523人，其中北京学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学生171人，外地职工、居民和农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详者21人。
不过，这些数据与其他来源的统计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的统计大约2千600人死亡，伤者为3万人。后来，英国和美国的解密资料都认为有一万多人被杀。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对各戒严部队途经地点和北京各家医院的资料进行过搜索和整理后认为，北京红十字会的数据应该最为可信。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当年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他在2014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六四”发生后，他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一家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说：“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萨斯实情而闻名的军医蒋彦永在向中国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议为1989年的六四运动正名的信中披露，6月3日当晚，他所在的北京301医院的急诊室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的两个小时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人，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到，很多人被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开花弹”打伤。
在中共的叙事中，1989年学生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由于“暴徒”袭击军人，戒严部队不得不进行反击。历史学者吴仁华在研究了六四后中共的有关“共和国卫士”的宣传资料后，认定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戒严部队开枪在前，民众“以暴制暴”在后。
他说：“总共15名戒严部队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因为民众暴力行为造成死亡。官方资料清楚显示了15名官兵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特别时死亡时间，没有一个早于89年6月4号凌晨1点的。而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我找到了第一个死亡民众是宋晓明，他6月3号10点左右在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弹死亡。”
抗议学生和民众并不反党，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关于“六四”的定性，中共《简史》说：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事实上，绝大部分抗议者，特别是学生，并不希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相反，他们只是希望共产党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弊端。
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2010年曾经写过一篇“假如89民运成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八九年的学生从来没有提出取代共产党，我们自己上台的主张，而且不管八九民运最后如何发展，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学生领袖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事情。”
另一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在“六四”25周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年学生的抗议活动只是希望给中共施压，迫使中共作出良性选择。他说：“全世界所有的群众运动逻辑一样，就是要施加压力，所谓群众集结，就是希望把自己变成一种压力，我们希望向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希望对手，就是中国政府，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做出良性的选择，就这么简单。世界上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逻辑。”
他还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每一步都给中共当局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他说，仅存海外的影音资料就可以说明当时学生的诉求绝没有要推翻中共，推翻政府的意图，而中国政府却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对付手无寸铁和平表达意愿的民众和学生，这个事实无法掩盖，最终有人要为这个事件负责。
1980年代，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经历文革十年禁锢后，中国呈现出一派思想活跃、讨论开放之势。作为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基本上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会举行游行，中共称之为“学潮”。
在“八九六四”之前，最大的一次学潮是在1986年年底，当时安徽的大学生发动大规模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国当局指控那次的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图“否定社会主义”。
孟捷慕(James Mann)当时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的社长。他2020年告诉美国之音说，当年的学生是爱国的，是富有理想主义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希望限制共产党的权力。
他说：“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体现在为共产党的权力设定新的限制。这也被理解为是爱国主义。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或是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认为的。”
孟捷慕强调说，这些权力限制谈不上是真正拥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六四”时期，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从来没有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
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认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被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学生们发起对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动。这被视为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开端。
孟捷慕说， “六四”首先是反贪腐、反裙带关系，反共产党当时的所作所为。学生，特别是普通民众，当时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议的后期，1989年5月30日才竖立起来的。
在北大学生1989年4月17日提出七点请愿中，没有一点是关于“反党”或是“反社会主义”的。学生们要求重新评价当时刚刚去世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等。
1989年4月27日，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前一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又称“四·二六社论”，将抗议活动定性为“反党动乱”后，北京十几万名学生上街示威，举行了“四·二七”大游行。在游行中，学生们打出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
1989年5月13日学生绝食抗议后也只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正平等的对话；第二是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1989年5月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时也说，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想推翻中共政权。他说：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因为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赵紫阳招致了中共当时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的不满。 “六四”后，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并遭到软禁。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武尔泽(Larry Wortzel)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他2014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当年拦截军车阻止解放均镇压学生的民众也是爱国和爱政府的，并没有“反党和反社会主义”。
1989年6月2日，武尔泽和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调查当地村民拦下军车，阻止军人进城的情况。当时，武尔泽和同事拍下了军车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说，他本以为与军队对抗的村民会帮助他和同事留下照片，结果，村民们与中国军队站在一起要求他们交出照片。
武尔泽说：“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安全的话，那我们希望你们离开，但是，我们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