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欧女士在香港的家里。别名西西的她起诉了中国一家出版社，原因是其出版的心理学教科书将同性恋描述为一种精神障碍。
欧女士刚上大学不久就学到了两件事。第一，教科书可能是错的。第二，很难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尤其是在涉及到中国的敏感话题——比如同性恋时。
2016年，她在老家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读大一时，偶然看到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把同性恋描述为一种精神障碍。
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欧女士觉得这不可接受，但她的抱怨毫无效果。
因此，别名“西西”的欧女士提起了诉讼，要求出版社删除这种说法，并公开道歉。在中国，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长期以来被视为与强调婚姻的传统格格不入，她的诉讼重新引发了关于宽容和人权的讨论。
现年23岁的欧女士在给法官的信中回忆说，她读这本教科书时被“深深刺痛”。她在信中写道：“它唤起了我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同学嘲笑的记忆。”今年夏天，也就是在她提起诉讼的三年后，她的律师在法庭上大声读了这封信。
法官不为所动。上个月，中国东部江苏省的一家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判决，称教科书的表述非“知识性错误”。
中国LGBT权促会是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倡导组织，举办过许多提高认识的活动，LGBT权促会主任彭燕子说，欧女士的诉讼案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他们不知道一些教科书仍将同性恋列为一种疾病。他引用一个研究团队在2016年和2017年做的一项调查说，中国大学使用的91本心理学教科书中，近一半称同性恋是一种病。彭先生说，有几本修改了这种说法，但是“还有很多”仍这样写。
在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上，一个有关欧女士案件的话题已产生了2670万点击量，今年7月份，几家中国报纸报道了法院的审理。法院判决出来三周后，江苏一所学校说将对一份健康教育手册进行修改，那之前，一位网民曾指出手册中有这样的话：“同性恋违反自然规律。”
彭先生说，欧女士也激励了中国的LGBT社区。
“也比较佩服西西三年来做这件事。这种勇气这类的，很多同志都觉得鼓舞的，”他说。
近年来，LGBT群体一直在更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起诉了“同性恋性转向治疗”诊所、雇主，甚至政府。今年，在中国准备启用第一部民法典之际，活动人士发起了一场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努力，但没有成功，他们向立法者提交了逾23万份网上建议和信函。
尽管中国在1997年将同性恋去罪化，并在2001年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移除，但在就业、医疗保健和其他领域，歧视依然存在。包括欧女士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向家人公开自己是同性恋。
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的法律研究者达利斯·朗格里诺(Darius Longarino)曾在中国管理过倡导LGBT权益的法律改革项目，他说，欧女士的案子“把权益问题带入了一个科学和技术领域，这里的证据都站在你这一边”。
LGBT群体过去曾尝试过这种方法。2015年，一名学生曾因教科书将同性恋描述为一种疾病起诉了教育部，她提出理由说，政府有责任确保教科书的质量，并公开审批教科书的流程；两年后，她被判败诉。2014年，一家中国法院判处一家诊所赔偿一名接受其电击疗法“治疗”同性恋的男子，法院认为该诊所欺骗了消费者。
但针对歧视的诉讼难度更大，因为中国法律没有基于性取向认同的公民保护。与起诉诊所的案件一样，欧女士的诉讼采用的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由，她的律师提出理由说，被广泛使用的2013年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有数十个错别字和其他错误。
他们说，最糟的错误是这句话：“与人类绝大多数性爱方式相比，可以认为同性恋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欧女士的律师莱昂·葛(Leon Ge)说，既然同性恋不再被列入中国的官方精神疾病名单，这种说法有知识性错误，出版社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由于案件一再被推迟，欧女士已在中国大陆读完了社会学本科学位后搬到了半自治的香港，她现在在那里的一个劳工权益组织工作。
“这个案子，我们用很艰难的方式去起诉，而且经历了三年，我们仍然坚持要去纠正这个错误，”葛先生说。“这本身是有象征性意义的。”
欧女士的活动始于大学，她在大选选修了关于性别平等的课程，并加入了另一所学校的LGBT学生团体。
她描述了自己在大一那年参加一场关于同性恋伴侣是否可以组建家庭的辩论时所感受到的屈辱。一位同学引用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来反对同性婚姻。另一位同学问欧女士，如果她身边都是同性恋的话，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就是同性恋，”欧女士说，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她回忆一名男同学的反应是：“你说你自己的事情没用，书上的才是对的！”
2016年5月，欧女士在教科书中看到这个冒犯性的说法后，给出版社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但没有收到回复。她带着一封有300人签名的信来到出版社办公室，要求修改教科书。一名员工接受了她的信，但没有人跟进。随后她给省级新闻出版局写了信，后者回复说，教科书内容不存在“知识性、逻辑性错误”。
第二年，她把出版社告上了法庭。同学的侮辱性言论，以及2015年广州一所大学一名同性恋学生的自杀是促使她这样做的原因。
当法院最终把开庭时间定于今年夏天时，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限制措施，欧女士未能及时返回大陆。她彻夜未眠，给法官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她要求在法庭上宣读。
欧女士在信中说，法官和出版社一定有过因为超出他们控制的个人特质而被嘲笑的经历。
“我相信你们能共情性少数学生在校园里的‘日常’：被孤立、被咒骂、被殴打、甚至被性侵，”她写道。“我们不应该承受这一切，我们更不应该继续容忍歧视，我们应该做出改变。”
欧女士表示，她正在对法官判她败诉提出上诉，并将这场官司比作她的远足爱好。
“你怎么能退出？你只能继续走下去，”她说。“这是一段没有回头的路。”
中国民主党中共侵权民营金融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