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的前两年，很多澳大利亚人越来越熟悉“重拳出击，及早压制”这句话，各州为了消灭新冠都在为封城合理化找理由。
但由于奥密克戎变体的毒性远超过以前的菌株，而疫苗被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澳大利亚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已经放弃了彻底消除病毒传播的想法。
中国却是个例外。
当局追求“动态清零”，并在上海实施残酷的封锁，现在已经进入第五个星期，引发了在专制国家很少公开出现的骚乱和痛苦的场面。
尽管没有太多成功的迹象，但当地政府没有表现出放宽封城措施的意图。
上周，北京的超市出现消费者恐慌采购，不多的几十个确诊病例激起了人们对可能实施封锁的担忧。
由于出现感染病例，一些公寓楼已经被封闭并设置了路障。
封城不仅成本高，而且投资者也对中国的激进战略心生警惕，今年中国股票市场表现不佳，人民币汇率创下17个月的新低。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仍然坚持实施封锁来追求新冠清零呢？
台湾国立大学的卫生政策专家詹长权（Chang Chuan Chan）解释说：“他们别无他法。”
“这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的骄傲。他们认为可以证明有办法消除这些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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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熟悉的策略对付病毒
詹教授表示，中国在应对非典肺炎（SARS）时学到要采取积极的激进策略。
非典在2002年首次在中国南方发现，并蔓延到32个国家和地区，导致813人死亡。
十几年后，当一种神秘的疾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新冠在武汉出现时，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76天的封锁在武汉是如此成功，虽然成本非常高，”詹教授说。
中国未能阻止新冠流传到其他国家并引发了全球大流行，但是在国内，快速而积极的封城、大规模的强制检测和严格的国际边境政策让病毒得到了抑制。
中国并未出现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经历的疫情大爆发。
在最初的尴尬之后，相对而言的成功是政客和官僚们喜闻乐见的事情。
“这都是因为这[新冠]是从那里开始的，”詹教授说。
“我们都知道新冠是从武汉开始的。”
但是现在这些政客和官僚却没有接受卫生专家的建议，那就是新的毒株不能像旧的毒株那样被控制住。
詹教授说，现在需要更细致的方法，包括更多地使用快速抗原检测，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疫苗，提供定期检测，并用mRNA疫苗作为加强针。
“东南西北各大城市同时出现了病例，”詹教授说。
这令他们很难重复之前武汉的成功经验。
“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重视专家的意见。”
中国的“巨大失误”
中国共产党那种正阻碍着国家新冠战略的顽固，其根源可能早于SARS疫情。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教授崔大伟（David Zweig）说：“人类征服自然”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当代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即人定胜天，”他说。
“我认为，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人类和中国共产党可以以有效的方式组织社会，打败新冠。”
这一思想催生了大跃进，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推动了一场激进的社会经济运动以迅速发展国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动员管理社会的想法，指引社会对抗自然，破坏自然修建堤坝或梯田，在不应该种小麦的地方种植小麦，”崔大伟教授说。
最近几周，中国成功的光环已经陨灭。
香港的一场疫情使当地卫生部门不堪重负，生病的老年人在医院外的担架上等待。
上海严酷的封控导致食物短缺，幼童和婴儿与父母分离，网络视频上出现了痛苦的居民试图逃脱以及抵抗政府管理者的人。
北京大多数居民必须接受三轮测试，他们担心上海的教训只会刺激当局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行动更快。
崔大伟教授说，中国正在为未能在病例较少时为老年人充分接种疫苗而付出代价。
他认为现在开放将会是灾难性的。
“在香港，每个人都知道没那样做的愚蠢之处，”他表示。
“允许奥密克戎在社会中自由流动将导致数万、甚至数十万老人的死亡。看看香港的死亡病例数吧。”
“这就是错的，大错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