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下令她所在的以穆斯林为主社区的女性上避孕环时，凯尔比努尔·赛迪克(Qelbinur Sedik)请求豁免。她对新疆官员说，她已经快50岁了。她遵守了政府的生育限制，只生了一个孩子。
这些都没用。工作人员威胁说，如果她继续反抗，就把她送进公安局，她说。她屈从了，并来到一家政府医院，那里的一名医生用金属产钳将一个防止怀孕用的宫内节育器插入了她的身体。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哭泣。
“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正常的女子，”赛迪克在描述那场2017年的磨难时哽咽着说。“好像我失去了什么。”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官员们试图避免因出生率下降而引发人口危机，当局正在鼓励女性多生孩子。但在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随着他们加强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控制，当局正迫使这里的人少生孩子。
这是一场巨大的压制性社会工程的一部分，中共决意以这场运动来消除任何所谓对其统治可能构成挑战的东西，在新疆，这种挑战是民族分裂主义。过去几年里，中共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声势浩大地镇压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中亚少数民族，将数十万人关进拘禁营和监狱。当局已将该地区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把居民送进工厂干活，将儿童送进寄宿学校。
当局正在更进一步，把穆斯林女性作为目标，试图策划一个将影响几代人的人口结构变化。随着侵入式节育手术的使用增多，该地区的出生率近年来已经大幅下降，研究人员郑国恩(Adrian Zenz)与美联社合作已对这一发现进行了记录。
尽管当局表示，这些手术是自愿的，但对十几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男女的采访，以及对官方统计数据、政府通知和官方媒体报道的审阅，描述了中共对这些少数民族社区生育权的强行控制。当局强迫当地女性使用宫内节育器，或做绝育手术。她们术后在家休养时，政府派官员到家里与她们同住，观察她们是否有不满迹象；一名女性还描述了她不得不忍受看守她的人对她的猥亵。
如果超生或拒绝避孕手术，她们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被关进拘禁营。在这些拘禁营中，这些女性面临遭受更多虐待的危险。一些曾被关进拘禁营的人说，她们被迫服药以终止月经周期。一名女性称，她在一个拘禁营中被强奸。
对于维权人士和西方官员而言，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镇压行动无异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这些罪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而采取的措施。1月，特朗普政府成为第一个宣布镇压行为是种族灭绝的政府，其中生殖压迫是主要原因。拜登政府在3月确认了这一说法。
《卫报》等媒体报道了赛迪克的经历，这为美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拥有的最详尽、最引人注目的亲身叙述，”参与政府相关讨论的前美国大使凯利·E·柯里(Kelley E. Currie)说。“它让我们看到这个恐怖的统计数据背后的面孔。”
北京指责其批评者在推动反华议程。
政府表示，该地区最近的出生率下降是当局长期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的结果。它说，绝育和避孕手术使女性摆脱了生育和宗教上的落后思想。
“是否采取避孕措施、采取何种方式避孕，均是个人自主自愿决定的，”新疆政府发言人徐贵相在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涉。”
对于新疆的女性来说，政府的命令很明确：她们别无选择。
去年，赛迪克曾经生活过的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名社区工作者发来信息说，年龄在18至59岁之间的女性必须接受怀孕和节育检查。
赛迪克与《纽约时报》分享的微信消息截图显示，这名工作人员写道：“如果你在门口与我们对抗，如果你拒绝与我们合作，你将被带到公安局。”
还有一条消息说：“不要用命赌博，想都别想。”
“我对自己失去了所有希望”
赛迪克是乌兹别克族，她从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是模范公民。
大学毕业后，她结婚并投入工作，向维吾尔族小学生教授汉语。赛迪克牢记这些规定，直到得到雇主的批准才怀孕。1993年，她有了一个女儿，这是她唯一的孩子。
赛迪克本来可以有两个孩子。当时的规定允许少数民族家庭比大多汉族人家庭多生一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政府甚至向赛迪克颁发了荣誉证书，以表彰她遵守计划生育。
然后，在2017年，一切都改变了。
当政府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赶进大规模拘禁营时，也随之采取行动，加大了节育措施的实施力度。根据郑国恩的计算，从2015年到2018年，新疆的绝育率猛增了近六倍，手术达到了6万多例，而全国范围内绝育手术的数字是急剧下降的。
政府在新疆开展的这项运动与2015年广泛鼓励生育的举措相矛盾，鼓励举措包括提供税收补贴和免费的宫内节育器摘除。但是从2015年到2018年，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上环人数下降的情况下，新疆在全国新增上环总数中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避孕运动似乎奏效了。
根据郑国恩的计算，该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县的出生率从2015年到2018年出现大幅下降。其中有几个县已经停止发布人口数据，但根据其他县的数据，郑国恩计算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率在2019年可能比2018年下降50％以上。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中国人口政策专家王丰表示，该地区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令人震惊，一部分原因显然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加强的结果。他说，但其他因素可能包括育龄女性人数减少、晚婚和推迟生育。
随着政府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进行反击，它不再公开某些关键统计数据，包括一些每年发布的县级数据，比如2019年的出生率和节育使用数据。该地区的其他官方整体数据显示，那一年，上环和绝育手术的数量急剧减少，虽然绝育手术的数量仍然比该运动开始前要高得多。
在北京的描述中，这场运动是该地区穆斯林女性的胜利。
“在去极端化的过程中，一些妇女的思想也得到解放，” 新疆政府的一个研究中心在1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避免了被极端主义裹挟沦为生育工具的痛苦。”
像赛迪克这样遵守规定的女性并没有幸免。宫内节育器手术后，赛迪克饱受大出血及头痛之苦。 她后来偷偷地做手术取出了节育器，然后重新植入。2019年，她决定绝育。
赛迪克说：“政府变得很严格，而且我再也无法忍受宫内节育器了。”在2019年逃离中国后，赛迪克现居荷兰。“我对自己失去了所有希望。”
“新疆女人处境危险”
不服从政府的惩罚是严厉的。违反生育规定的汉族女性将面临罚款，而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女性可能面临拘禁。
古丽娜尔·奥米尔扎克(Gulnar Omirzakh)在2015年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她所在的北部村庄的官员为她做了出生登记。但三年后，他们说她违反了生育限制，欠了1.74万人民币的罚款。
官员们表示，如果奥米尔扎克不付款，他们将拘禁她和她的两个女儿。
她向亲戚借钱。后来，她逃到了哈萨克斯坦。
“新疆女人处境危险，”奥米尔扎克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政府想取代我们的人。”
拘禁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三名女性告诉时报，她们在拘禁营见过其他因违反生育限制而被关押的被拘禁者。
哈萨克女性迪娜·努尔迪巴依(Dina Nurdybay)说，她帮助一名女性给当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责怪自己无知，生了太多孩子。
这些说法得到了去年新疆西南部墨玉县泄露的一份137页的政府文件的证实。文件显示，被拘禁的最常见原因之一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根据研究人员郑国恩发现的伊犁一个县的政府通知，拒绝终止非法怀孕或缴纳罚款的人将被转到拘禁营。
一旦女人消失在该地区秘密运作的拘禁营中，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会受到审讯。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折磨更糟糕。
图尔苏娜依·孜亚伍敦(Tursunay Ziyawudun)因前往哈萨克斯坦，在伊犁地区的一个营地被拘禁了10个月。她说，有三次，她被带到一间黑暗的牢房，两三个蒙面男子强奸了她，并将电棍强行插入她的身体。
“你成了他们的玩具，”孜亚伍敦在她现在居住的美国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泣不成声。“你那时候只想死，但不幸的是你没死。”
第三名前被拘禁者古丽巴哈尔·贾利洛瓦(Gulbahar Jalilova)在采访中说，她在一个营地里遭到殴打，一名警卫在审讯中暴露生殖器，想让她给自己口交。
这三名曾被拘禁的人以及另外接受了时报采访的两人还描述她们经常被迫服用不明药丸，或接受药物注射，导致恶心和疲劳。她们中的一些人说，最终她们不再来月经了。
由于新疆的严格限制，一般人无法不受限制地进入拘禁营，这些曾被拘禁的人的说法因此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中国政府强硬地否认了关于这些设施中存在虐待行为的所有指控。
“根本不可能存在实施性侵和酷刑问题，”该地区发言人徐贵相在2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北京试图破坏发声女性的可信度，指责她们撒谎和道德败坏，同时又声称自己是女权的捍卫者。
“我们都是中国人”
即使在家里，这些女人们也没有安全感。不请自来的中共干部会出现，必须让他们进门。
作为“结对认亲”运动的一部分，共产党派出100多万名工作者定期访问穆斯林的家，有时还呆在穆斯林家里。对许多维吾尔人来说，这些干部和间谍没什么两样。
这些干部的任务是报告他们走访的家庭是否有“极端主义行为”的迹象。对于女性来说，这包括她们是否对国家强制实施的避孕程序感到不满。
党的干部在2018年入住时，祖木热提·达伍提(Zumret Dawut)刚刚被强制绝育。
她回忆说，四名汉族干部到乌鲁木齐看望她，带来酸奶和鸡蛋帮助她恢复。他们还问了一些问题：她在绝育手术中有什么问题吗？她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意吗？
“我很害怕，担心如果说错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回拘禁营，”达伍提说。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得遵守中国的法律。’”
但达伍提说，官员们那令人讨厌的目光也落在了她11岁的女儿身上。其中一名干部是被派来照看孩子的19岁男子，他有时会给达伍提打电话，让她把女儿带到他家。她说，她可以用孩子生病的借口拒绝他。
其他女人则表示，即使是在丈夫的陪伴下，她们也得抵御别人的挑逗。
当她的“亲戚”——她丈夫的老板——出现时，乌兹别克教师赛迪克女士还在绝育手术的恢复。
尽管她还在因手术而疼痛，她还是被要求做饭、打扫和招待他。她说，更糟糕的是，他会要求握着她的手，或者亲吻和拥抱她。
大多数情况下，赛迪克同意他的要求，她害怕如果拒绝，他会告诉政府她是极端分子。她只拒绝了他一次：他要求和她上床。
这样的情况每个月都会发生，持续了两年——直到她离开这个国家。
“他会说，‘你不喜欢我吗？你不爱我吗？’”她回忆。“‘拒绝我就是拒绝政府。’”
“我感到非常屈辱、压抑和愤怒，”她说。“但我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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