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他们被禁止举行往常的纪念仪式，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纪念。
他们聚集在网上，观看一场关于1989年6月4日北京民主示威者被屠杀的朗诵会。他们钻进书店，四处寻找藏在书堆里的抗议主题明信片。他们在电灯开关上画上数字6和4，这样以来，一个日常动作就变成了小小的反抗行为。
在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压制异议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香港亲民主居民正在寻找新的方式来保留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的记忆。这是香港当局连续第二年禁止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警告说参加活动可能会导致五年监禁。
数十年来吸引了数万人参加的年度守夜活动，对公众心目中1989年的镇压记忆一直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北京已经压制了大陆的任何纪念活动，香港是在中国控制的土地上唯一在纪念该事件的地方。
但这对目前的香港也有着巨大的意义。随着这座城市自身的民主运动衰退，居民是否会继续纪念天安门事件，以及能继续多久，已成为他们是否愿意为自己的权利斗争的试金石。
“香港公民社会在对国安法的恐惧之下已经沉默了这么久，”组织守夜活动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邹幸彤说。今年，组织者取消了该活动，但鼓励人们在公共场所独立点蜡烛。
“如果你们现在能走出去，迈出这一小步，彼此相见，”邹幸彤在本周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这将推动这场运动。”
周五凌晨，香港警方逮捕了邹幸彤，并指控她宣传未经批准的集会。
尽管如此，在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几天里，几个民主团体似乎已经听从了对纪念的呼吁。他们组织电影放映和街头摊位、宣讲会和教堂礼拜，以表明禁令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香港天主教教区的一个分支在Facebook上写道：“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许不能明说，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坚持的承诺也伴随着焦虑。该市一些最著名的民主派领导人因参加去年被禁止的守夜活动而被捕或入狱。在新的国家安全法的背景下，甚至反对北京的和平抗议也遭到当局的针对。
法律赋予北京广泛的权力打击各种政治犯罪，包括分裂国家和勾结。
周日，一名65岁的维权人士王凤瑶在一次独自示威后被捕，她举着一块写有6月4日的标语牌。警方称她涉嫌未经批准集结并煽动他人参与；一名警方发言人拒绝回答单人如何组成集会。（王凤瑶后来被释放。）
香港的独特地位为一年一度的守夜活动赋予了意义：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从英国殖民统治回归后，它被承诺享有大陆从未有过的公民自由。
在大陆，中共强制人们忘记导致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死亡的1989屠杀。但在香港，大屠杀是这座城市政治意识的分水岭，加剧了对中国控制的恐惧。此后的30年里，维多利亚公园的守夜活动一直是许多香港人日历上的重要活动。
守夜活动也不仅仅强调着历史事件本身，它已成为公众对政府的情绪晴雨表。近年来，一些年轻人对此的兴趣有所减弱，他们越来越排斥大陆并与其悲剧保持距离。但在政治动荡时期，参与人数激增，包括在2019年，当时反政府情绪高涨，处于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边缘。
然后，在2020年，政府以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公共卫生问题为由，首次禁止了守夜活动。即便如此，仍有数千人到场。
今年禁令的表面原因仍是公共卫生。但去年6月30日生效的国家安全法给周年纪念日蒙上了一层阴影。预计警方将于周五部署数千名警员。
在镇压下的香港人已经善于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已在寻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仅有的有限空间。
本周，非营利剧团Stage 64在Facebook Live上直播了朗诵会和戏剧，其中包括“5月35日”——一个意指6月4日这一天的虚构日期，以示中国社交媒体对该日期的审查。三个独立书店宣布开展一项政治漫画寻宝活动，他们说这些漫画会零星散布在他们的书架上。
在当地一份报纸的专栏上，一位艺术家倡议港人在电灯开关上写上6和4，以取代维园里的蜡烛。“把每日开灯关灯的动作看作仪式，让自己当下的生活连系到历史现场。”
还有一些人在尽可能像往常一样举行仪式。几个知名民主团体按照几十年来的习惯在街头设点，分发蜡烛和承诺永不忘记天安门事件的传单。
周四晚上，也就是被禁的守夜活动之前的一天，有一些人在公园里留下了蜡烛和花朵。
香港支联会的邹幸彤在被捕前说，她仍然打算尽自己所能去公园。“那是个公园，是开放的，我只是想在那里纪念，”她说。“这犯了什么法？”
但是其他纪念方式的空间也在缩小。
香港教育局局长周六表示，教师在决定是否触及“六四”事件时应“与课程紧扣”。多名教师已经说他们不会触及。
官员在周三指一家创设多年的“六四”专题纪念馆无牌经营，导致馆方暂时关闭了该馆。
过去一周里，据社会民主连线称，该组织的两个街头摊位的活动人士遭到骚扰，一名志愿者遭拳击。
“我认为现在整体的环境让他们更容易去诉诸暴力，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和警察是站在他们一边，”民主连线领导人陈宝莹在提到亲政府市民时说。
民主连线周五将在维园附近设摊，陈宝莹建议支持者届时不要在摊位停留，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这些预防措施让许多支持民主的香港人感到，这座城市已经与大陆没什么不同。但是还是有人希望突显两者的区别。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从事“六四”研究的何晓清说，她打算在周五参加一场教堂礼拜。她说一些学生建议私下里聚会。但是这让她想起了1990年代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在大陆的生活，当时她会关灯关窗，悄悄纪念屠杀遇难者。
“在香港，我还是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哀悼，”她说。
“也许明年我们连教堂都不能去了，也许那会成为唯一的选项，”她指的是私下的守夜活动。“但现在我还不想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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