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今天5月3日是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新闻自由倡导者周二强调，全球记者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被监禁记者的人数创新纪录。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截至去年12月，有363名记者在30多个国家被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也在今天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挪威和朝鲜依然分居最优与最劣。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国之一的中国排名倒数第二。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的其中70%，记者工作环境被评为“糟糕”（bad），只有8个国家被评为“良好”（good）。
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与宣传内容输出国之一的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据悉，目前有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由于在网上发布他拍摄的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众多死者尸体而被秘密判刑关押三年，在本应刑满出狱之日却去向不明。
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四年，目前仍在狱中。由于长期绝食抗议被当局判罪监禁，张展的案件及其健康状况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另外两位知名公民记者或媒体人陈秋实和李泽华虽获人身自由，但其言论目前似乎仍受到限制，一直未就疫情或遭受当局打压的情况发表评论。
武汉肺炎疫情难属、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湖北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被刑5年的草根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一年半前刑满释放后被剥夺政治权利，至今不能公开自由发表言论。
2019年1月，已关押两年多的公民记者、六四天网的共同创办人黄琦被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其年迈母亲多次为黄琦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
据悉，被中共当局抓捕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中，有许多是记者编辑，其中包括《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新记者秦梓奕，杨柳和秦梓奕月下旬获得保释。稍晚被逮捕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与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等多位白纸运动女性参与者被拘押近四个月或更久后“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这些获释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显然遭到噤声。
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去年在网上公开了他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的采访铁链女事件重要人物小花梅的舅舅的视频，作为揭露当局公然制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就是小花梅谎言的有力证据。但该证据非但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反而致使赵兰健为躲避当局迫害和打压而被迫逃往美国。
在香港，《港区国安法》实施近3年，多间新闻机构停止营运，至少有十多名记者遭逮捕。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从2021年的第80名下滑至2022年的第148名。
有调查报告发现，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报导香港新闻，面临资源及人手不足问题，亦对自身安全有所忧虑，离开香港后，记者仍有路可走吗？美国之音访问了分别离散于台湾和英国的香港前记者，谈谈他们对未来新闻行业的看法，及离散香港记者的角色等。
今年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40的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通过《港区国安法》以来，多数媒体——包含曾以敢言著称的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都落入政府或亲北京派的控制之中。独立媒体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2021年，除了有10几名记者被以国安相关罪名拘留外，《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也被强制关闭，其他独立媒体则避走海外、在世界各地报道香港的处境。
拆墙运动发起者乔鑫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两大工具，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就分别对应笔杆子和枪杆子。防火墙就是它谎言统治的最大工具。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北约对于信息战的规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墙这个事情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这也是中共长期提到的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所以我们要帮助欧美人、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信息战的这个危害，14亿中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例外。这个相应的罪证都可以分秒钟确定，因为谷歌Twitter，Youtube，还有BBC等等这些网站被封禁，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
▲美国之音（VOA）5月1日报道：“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 拆墙运动发起人谈中国媒体环境
拆墙运动倡导者在欧盟驻万象使团周边举牌。（乔鑫鑫提供图片）
华盛顿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要求各国政府和议会充分认识这堵电子监狱围墙的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拆墙运动把中共建立和运营的互联网防火墙定义为对自由世界发动的信息战和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也是范围极为广泛的种族隔离罪行。该运动倡导者们表示将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控告。
近两个月来，针对中国封锁境外网络信息和新闻通讯的互联网防火墙-Great Firewall（GFW，也称防火墙或防火长城），一些海外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在网络上积极开展拆墙运动。运动发起者们把这座隔绝中国大陆14亿人或10多亿网民的虚拟高墙称为“网络柏林墙”，并将墙内的局域网空间形象地比作电子监狱。
“拆墙运动”（英文名为BanGFW）呼吁海外华人民运圈响应异议人士童逸女士在美国国会的倡议，将拆墙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旨在整体拆毁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
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维持其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建立、运营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14亿人与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是与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该运动的诉求之一是在搜集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运营防火墙的首要分子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运动发起人编写的文件《拆墙宝典》指出，“建墙者因隔离信息而犯下了反人类大罪，对防火墙的全球公审之紧迫性，并不亚于侵占乌克兰的普京。拆墙先锋们呼吁全球80亿人都来加入拆墙运动，在网上多多写帖和街头举牌来进行抗议，网上投票支持拆墙，并最终由各国国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建墙 领导者和供应商祭出严厉的制裁令，从而达到拆墙的目的。”
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重点介绍了他发起拆墙运动前后的心路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他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
记者：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即将来临，中国当前的媒体环境现状如何？
乔鑫鑫：今年迎来了世界新闻自由日的30周年，作为一名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我相信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人权律师和记者常常是中国政府重点打击对象，哪怕你在美国、欧洲，甚至是在东南亚，中国网警都会重点进行海外出征。
我最近因为在领导拆墙运动，加上原来也在为自由亚洲电台供稿，所以现在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也被威胁，要求删稿。
而像方斌和张展这样的公民记者，他们原来就是报道了新冠病毒，现在还在被关押中。像维吾尔记者库尔班.马木提，因为报了维吾尔人被屠杀，所以被秘密抓捕，甚至重判了15年。所以我希望国际社会一起来关注他们的命运，督促中共赶紧放人。
记者：发起拆墙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是否顺利？
乔鑫鑫：为了追求新闻和言论自由，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一场全球80亿人来拆除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拆墙运动。这比禁抖音和终结乌克兰战争更重要。在过去的40多天里，我们已经吸引到了近百万的粉丝。
记者：拆墙运动为什么把中共的防火墙视为反人类罪？为什么你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各国政府和议会的支持，并将到国际法院控告有关责任方？？
乔鑫鑫：因为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监狱。中国每年花60亿美元就打造了互联网防火墙，封锁了像谷歌、推特、BBC、CNN等全球31万个网站，造成大家只能够接触共产党的洗脑信息。
这些年来中国甚至出口了防火墙技术到俄罗斯、伊朗、缅甸、柬埔寨等国。迫使17亿人每天就无端地去仇美、反日、攻台，造成了全球的冲突连绵不断。
防火墙是中共对于自由民主世界的信息战的关键、最关键部分。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拆墙运动。就是去举牌、发帖，然后把它带到国际刑事法院和各国议会进行公审，并且祭出坚强有力的制裁法令。
记者：为什么说拆除网络防火墙对于中国网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通讯自由具有战略意义？拆墙运动提出的行动方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乔鑫鑫：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两大工具，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就分别对应笔杆子和枪杆子。防火墙就是它谎言统治的最大工具。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北约对于信息战的规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墙这个事情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这也是中共长期提到的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所以我们要帮助欧美人、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信息战的这个危害，14亿中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例外。这个相应的罪证都可以分秒钟确定，因为谷歌Twitter，Youtube，还有BBC等等这些网站被封禁，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写帖和举牌，要吸引大家不断的在网上进行热议。就是方便我们接下来要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还有去各国议会进行游说。
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主要是控告方滨兴和严望佳。这俩人学历很高，都有博士学位，一个是防火墙之父，一个是防火墙之母，是代表墙内上百万的墙技术的技术员，还有网警。我们要进行重点的控告。
其他的，像美国现在有一笔95亿美元的民主基金。我们拆墙运动也要想办法去写一些文案，看能不能够获得一些资助。现在中文圈这个力量相对还比较弱小和杂乱。我们要想尽办法要去英文圈、俄文圈、日文圈、法文圈等等国际圈，寻求正义力量的支持。这样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把这个事情做大。我们都知道中共它国内的经济已经风雨飘摇。长期的战狼也让很多国家对它非常厌恶。所以它这个政权现在是非常不稳定。如果现在出现任何的国家对它采取更多的这个制裁行动，那么它就会雪上加霜。
总而言之就是加强运动呢，因为最终可能就是要撬动国际的笔杆子和刀把子，让大家来就是制裁它在海外的赃款、粮食、油气、芯片、科技等等。制裁令，不要说制裁令到位，只要大家开始热议，那么它就会非常恐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好好做一点事情，拆墙、发帖和举牌。
记者：作为一名85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什么样的经历使你摒弃中共当局的宣传洗脑教育，而要冒着莫大风险去追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乔鑫鑫：我1986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那么现在我来东南亚己有十年之久。我从小就被教育要赶紧入党，考公务员。我至今从来就没入过党。对共产党是有抵触情绪的。我爷爷是在1959年被活活饿死的。我舅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搞创造发明，经常去设计一些农业机械。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补贴。后来经常去县政府和北京上访。这些年就把这些事情和中共的黑幕告诉我很多。
后来，我上大学后在邻居隔壁宿舍就看到3个小时的了六四大屠杀视频。我很震动。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就是去参加了一个，在一个美国文化中心作兼职人员，经常跟美国人、美国各州来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爬山，购物，做礼拜。反正就是过美国节日，Thanksgiving Day（感恩节）。整个感觉就是非常轻松。他们非常尊重人。他们大多数人让我感觉还是非常可爱，并没有像中共的舆论机器宣传的那样邪恶。
后来我第一年去广州工作以后，经常去美国总领事馆听一些文化讲座。2012年还去参加了美国大选决赛的观摩会。然后同时我还阅读了香港英文日报达一年之久。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我就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美国那些同龄的朋友那样，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全世界交流呢？我的结论是，就是中共把我们大部分的财富抢走了，造成我们一直很辛苦，一直在磨难。
记者：你说你在老家的亲人因为你在海外发表的言论和进行的活动而遭威胁，现在你在担心个人的安全吗？
乔鑫鑫：我现在在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我家人进行威胁，要求我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进行抓捕。我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我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我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我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我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
（采访问答内容根据视频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VOA）5月1日报道：政治压力下离港 记者希望在海外报道港闻
海外香港傳媒專業人員協會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線電視財經台台長顏寶剛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
香港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港区国安法》实施近3年，多间新闻机构停止营运，至少有十多名记者遭逮捕。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从2021年的第80名下滑至2022年的第148名。
有调查报告发现，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报导香港新闻，面临资源及人手不足问题，亦对自身安全有所忧虑，离开香港后，记者仍有路可走吗？美国之音访问了分别离散于台湾和英国的香港前记者，谈谈他们对未来新闻行业的看法，及离散香港记者的角色等。
离港记者台湾设网媒 希望多角度报导香港新闻
前《苹果日报》记者梁嘉丽（Shirley Leung）今年3月移居台湾，今年4月与其余两位前香港记者在台湾成立《光传媒》，主要报导香港议题，梁嘉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光传媒》正探索在海外报导香港新闻的可能性。
梁嘉丽指，希望在台湾报导港闻时能提供更多角度，她表示香港主流传媒或因担心风险，未必会访问已流亡的政治人物。
梁嘉丽说：“我觉得我们身在海外的责任，如果能联络到他们（流亡海外政治人物），而他们愿意受访的话，相对主流媒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将他们的声音带回主流，让读者有更多角度去思考。”
在《苹果日报》停止运作之后，梁嘉丽在社交平台设立个人专页，撰写受社会运动影响人士的报导，专访面临审讯的被捕者及因社会运动服毕监禁刑期的出狱人士。惟梁嘉丽表示在香港做独立记者令她感到压力，不敢撰写敏感内容。
梁嘉丽说：“很多东西都不敢写，对于被访者的说话，自己都有白色恐怖，自己会设红线。如果我这样写会否有危险，不只关乎我的危险，被访者也许都面对危险，可能他（受访者）说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作为记者绝对不想有这种自我审查。”
她表示，这种安全上的担忧，令她决定离开香港。
《光传媒》开台接近三星期，在Facebook和instagram分别有1.3万人及5000人追纵.她指，不少报章及网媒相继倒闭后，现时香港主流传媒报导的角度类似。
梁嘉丽说：“希望用我们微小的能力去填补一些空间，对同一件新闻，希望找到不同的人去回应，从而了解不同的新闻及政策。”
海外记者面对人手资源限制
现居于英国的《棱角》记者诗诗（化名），因香港的政治环境，于三年前移居到英国，他在传媒业年资五年，在香港时曾任职电视台、报纸及网媒记者。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海外做港闻会遇上很多限制。
诗诗说：“因为不在香港，很多时候不能够亲身到现场，见证事件的发生，很难去接触相关人士，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于网上找资料，访问时只能够等对方回覆，而不能像在香港可以打电话问，或者直接去找对方做访问。”
对于在海外报导香港新闻时，会否仍担心人身安全而自我审查，他坦言，在报导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身份。
诗诗说：“报导的内容和题目，会比在香港做的时候大胆，但另一个问题是，会担心自己安全，始终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或会回香港。”
《棱角》开台4个月，在Facebook和instagram分别有4.4万人及2.7万人追纵.资金来源依靠读者付费订阅，根据《棱角》网页，该平台正筹集港币250万资金以维持营运，惟现在只有百分之三。
诗诗表示，在新平台报导新闻，与以往在香港的工作模式和资源不同。
诗诗说：“以前在香港工作，人手好足够，大家有更多时间做深入报导，但现在做网媒，人手减少，很多时候会要靠自己，例如有时（自己）设计图片。自己写好访问后，请同事互相改正，再交由总编审稿。”
数百香港记者离港 六成半人已转行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Hong Kong Media Professionals简称“传协”）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Joseph Ngan）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现时政治压力及“港版国安法”对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传协”上月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估计有数百名前香港记者已移居海外。
颜宝刚表示，调查报告发现六成半的受访离港记者已转行，近三成半的离港记者在海外继续担任传媒工作，惟角色与之前在港担任全职工作有不同，他指，有些前记者创立自媒体、设立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专页，发布有关香港的新闻资讯或评论。
颜宝刚又指，离港记者要报导香港新闻会有困难，但认为仍有其他出路。
颜宝刚说：“例如去年英女皇（伊利莎伯二世）逝世，不少香港媒体以半职形式聘请位于英国的前香港记者，为香港媒体采访及撰写深度报导。”
他进行《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时留意到，离港记者纵使身在海外仍担忧自身安全。
颜宝刚说：“他们（离港记者）明白，香港警方及国安仍会留意海外港人的留言及表态，会有全天候监察，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会减少表达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这也是一个出于安全的考虑。”
他并且强调说：“最近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案件，他们（香港警方国安处）会留意海外港人（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的留言，将截图及记录，待发布者返港时，会将其逮捕，这不单单是个安全忧虑，明显是安全威胁。”
▲美国之音（VOA）5月2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流亡公民记者看中国媒体环境
遭到打压的武汉疫情调查公民记者张展、方斌。（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提供）
华盛顿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也是这个纪念日的30岁生日。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排名第175，在全球位列倒数第六，紧随其后的5个国家分别是缅甸（176）、土库曼斯坦（177）、伊朗（178）、厄立特里亚（179）和朝鲜（180）。中国也是监禁说了实话的记者和公民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由于在网上发布他拍摄的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众多死者尸体而被秘密判刑关押三年，在本应刑满出狱之日却去向不明。
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四年，目前仍在狱中。由于长期绝食抗议被当局判罪监禁，张展的案件及其健康状况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另外两位知名公民记者或媒体人陈秋实和李泽华虽获人身自由，但其言论目前似乎仍受到限制，一直未就疫情或遭受当局打压的情况发表评论。
武汉肺炎疫情难属、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湖北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被刑5年的草根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一年半前刑满释放后被剥夺政治权利，至今不能公开自由发表言论。
2019年1月，已关押两年多的公民记者、六四天网的共同创办人黄琦被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其年迈母亲多次为黄琦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
据悉，被中共当局抓捕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中，有许多是记者编辑，其中包括《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新记者秦梓奕，杨柳和秦梓奕月下旬获得保释。稍晚被逮捕的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与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等多位白纸运动女性参与者被拘押近四个月或更久后“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这些获释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显然遭到噤声。
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去年在网上公开了他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的采访铁链女事件重要人物小花梅的舅舅的视频，作为揭露当局公然制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就是小花梅谎言的有力证据。但该证据非但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反而致使赵兰健为躲避当局迫害和打压而被迫逃往美国。
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赵兰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着重谈了他对新闻自由和中国媒体环境的理解和认识。
记者：中国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赵兰健：开放自由的新闻采访权，是当下的中国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下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管制最严苛的时期。至今有100多位新闻记者还在中国的监狱中。中国需要改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环境， 不以任何借口打压和禁止新闻记者、公民记者参与社会舆论监督。
记者：对您的听众来说最重要的故事（报道）是什么？
赵兰健：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和禁止，让人们没有办法了解事件的真相。人人都会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铁链女，会成为胡鑫宇。正因如此，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翻墙的人。他们跨越防火墙，去到境外寻找事件的真相。
记者：为什么新闻自由至关重要？
赵兰健：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环节。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保障。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新闻自由可以对抗专制政权对基本人权的威胁和迫害，包括解雇、列入黑名单、威胁、绑架、暗杀和死亡。及时报道和勇敢地传播真相，是新闻记者和公民记者的使命，而不是谋求一个美图或美文的专业嘉奖。
（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VOA）5月3日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 香港排第140与索马里看齐 中国朝鲜垫底
无国界记者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无国界记者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伦敦 —香港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最新的排名中回升八位，但仍然在处于排名较后的“艰难”状况。传媒人士与学者均指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未有改善，《香港国安法》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仍然是相当严峻。中国在排名中跌至倒数第二。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2023年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各地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脉络和安全性五个方面，挑选记者、学者与人权捍卫者回覆问卷，并量化统计记者和媒体受侵害的事件，得出总评分。
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
该指数由2002年开始，当时香港排名第18位，去年从80名跌至148位，今年在第140位，仅高于索马里等国。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对美国之音指，香港排名的上升只是一个“小调整”，或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分数有所下跌，令香港的排名“技术上”上升。
香港今年在政治、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数都微跌，而经济环境及安全度的分数有所提升。
他说：“我们认为因为香港不再有示威，记者某程度上在一个较安全的环境工作。但这个小量的上升不代表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被囚禁，占中国总数的百分之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待九月《香港国安法》控罪下的审讯，我们不能说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
艾玮昂又说，一些香港媒体被禁出席官方活动，有记者被跟纵，《立场新闻》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仍在审讯，情况导致越来越多香港记者离开，并纷纷在海外成立新媒体，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
记协指情况困难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对美国之音说，记协完全没有参加该调查。
他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调查方法，直至它公布，亦不知道他们从什么人取得这些数据，或者如何做它的数据分析。不过，不争的事实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情况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陈朗升又说：“我们要去评论这个无国界记者这份报告里面对香港的陈述，都是非常有危机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完全认同它所有的说法，不知会否有后果。我只能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亦要小心地去做，我想大家都会见到新闻界面对的困难与挑战，真的不容易去跟我们以前做新闻的方法来适应。正如我回香港时说，我庆幸新闻自由没有恶化，没有再变差，因为很简单，过去12个月都未再有其他新闻工作者被捕，但是究竟整个新闻界如何继续下去，这就要看北京及（香港）特区政府当局的取态了。”
“香港新闻审查压力未有改善”
曾经担任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的《海外香港传媒协会》董事颜宝刚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排名起初是全球的头20名，现在靠近新闻自由落后以至专制的国家，情况让他感到相当可惜。
他说：“我们看到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是红线处处，无论是机构还是自己本身，来自政府的审查压力，或是机构本身的自我审查，都仍然不见得有任何改善，反而是越来越差，我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仍然是需要各界去值得关注，以及支持仍然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香港对过去数十年新闻自由作审判”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亦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排名上升，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仍然严峻，没有值得高兴的地方。他举例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点名批评在《明报》副刊刊登的“尊子漫画”，香港政府继续以煽动罪作出控告，又希望就《基本法》第23条和所谓“假新闻”进行立法，因此香港在政治上的处境没有改善。
钟剑华分析指，《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基本上不再有街头示威，或令记者较少直接面对执法人员及冲突场面，变相令安全度改善。
他说：“在前两年，当《苹果日报》以至《立场新闻》解散时，令700至800名记者一时间失业，这种大幅度失业转行的状况在过去一年没有再出现，因为要倒闭的已经倒闭了。继续做的还在做，可以做的还在做。所以从经济角度，可能面对裁员、降薪的危机是改善了，但不代表整体新闻业的操作，以至新闻工作者在秉持一些新闻工作的专业标准上有任何改善。”
颜宝刚也说，相信排名有少量改善，可能是过去一年香港没有再关闭大型的传媒，亦未有拘捕很多记者，以及香港传媒机构陆续重新恢复聘请员工。
他说：“但我们由过去一段时间见到，例如是《立场新闻》及其总编辑在庭上受检控的那些审讯内容，我都不断强调，其实正正是对香港过去数十年来的新闻自由的审判，不单是对个人或机构的审判，而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审判。从这可以看到，《国安法》下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收紧，是相当严峻。”
中国排名创新低
艾玮昂说，指数在2002年开始时，中国处于现时香港的位置，但今年下跌四位至179位，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如果有人在十年前将中国与朝鲜比较，对这两个国家有认识的人会大笑，说这是荒谬的。但在2022年，中国政府的压制资讯的手法令她更接近北韩，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发展。”
艾玮昂说，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会面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蕾，他们尚未受审。
他说：“去年有一半申请驻华的外国记者未能取得签证，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威吓前所未有地严重，有一名报道‘白纸运动’的记者据报仍被囚禁，中国的状况是有记录以来最差。全世界都需要担心这一点，因为中国有对外输出她的做法。”
“台湾需继续进步”
台湾在今年的排名为35位，比去年上升三位，属于“状况尚可”。艾玮昂说，台湾的排名上升亦是因为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的分数下跌，不代表台湾的新闻自由情况有大幅改变。
他指出，台湾的排名比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更高，但台湾的媒体仍是相当政治两极化、有一定程度的煽情报道、独立传媒仍未够多，政府及公民社会都可以令环境变得更好。他说，台湾明年会举行总统大选，将有可能面对虚假信息攻击，这方面是令人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