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资料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位，完整接过上任领导人胡锦涛的主要职位。而出乎最初的意料，习近平在经过十年的统治之后，似乎无意彷效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并不打算交出最高权力。
早在2018年，中共已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为习近平连任铺平道路。这种改变，事实上废除了邓小平因文革殷鑑而努力推行的行政改革，重启了毛泽东年代的党领导终身制【1】。因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两职本身无任期限制，一旦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撤销，中国党政军一把手的职位已全无任期限制，技术性来说，习近平可以一直连任到生命终结为止。
外界早期重视的一些中共接班人，例如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亦在习近平主政期间落马，另一长期被议论的接班人选胡春华，近年亦变得低调，毫无接班迹象。在邓小平实行行政改革之后，中共党内两任接班人胡锦涛、习近平，在承接大位之前，均曾明确地成为“国储”，出任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等要职，但在习近平年代，则完全没有类似的接班人出现。
在本周日，中共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极有机会连任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力的领袖。要理解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意义，就必须先明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甚麽改变。
过去十年，从党内收权至民间社会全面收权
习近平即将连任是中国社会向中心收权过程的一部分，它其实并非是一个独立事件。在习任内，最高领袖在党内收权，而中国政府亦同时全面向民间社会收权。
习近平在党内收权，最明显的措施莫过于他在中共中央架设众多的议事协调小组，并自任为大部分小组的主任。
其中一个例子是2013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由习近平自任组长，因该小组负责中国改革的总设计，习主管此小组，就等于担任了中国政治和经济路线的总指挥。自此小组后，习近平担任的一把手职务愈来愈多，例如“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等。这些小组的设置，被政治学者吴稼祥形容为“增量政治”的手法，即在不动原来的政治架构和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习近平架设了自己指挥得动的各部门上级组织，在引起最少反抗下成功收权【2】。
而伴随着习近平在党内收权，中国亦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政府加大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力度。其中一个例子是在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全国约谈拘捕上百位维权人士、律师及其家属，强力维稳中国社会。中国政府更尝试推行更全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加强社会管控力度。另一种收紧来自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新疆，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名大规模设置维族再教育营；在香港，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实质性地终结了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新的政策由根本地改变了当地社会的本质。
政府收权的对象甚至包括资本家。在2021年，习近平就高调表示要严打失序的民营企业，当中包括科技业、金融业、教育产业、游戏产业等。例如，中国科网巨企腾讯就屡遭警告，点名批评他们旗下的王牌游戏“王者荣耀”为精神鸦片【3】，腾讯结果要祭出新规例，限制未成年人户口的充值和游戏时长。另一个例子，则是规定补习产业必须为非营利，并限制其融资。
在政治研究当中，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经常被视作互相制衡博奕的国家组成部分：政府想影响市场、资本家想影响政治、公民社会的组织和领袖也会想引导政治改变。在毛时代，政府管控一切，而“半人神”领袖则在政府内掌握绝对权力。这种政治形态，一般被形容为属于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但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却是一个往后极权主义 (post-totalitarianism) 过渡的过程。
习时代下中国社会的“再极权化”
到了19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举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向右转，中国也经历改革开放，当中最大的关键就是政府开始让权予市场和公民社会，不再绝对管控一切。
在经济领域，政府容许民营经济存在，在文化上，中国也开始接受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淡化了威权社会独有的乌托邦式政治理想意识形态，执政也趋向务实，政治动员减少，而且政治领袖也不再是魅力型的半神人，而更倾向于由技术官僚上位，中共党内也开始发展出某程度的权力平衡。
因此，当习近平打破了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趋势，中止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开始担任长期政治领袖，并鼓励对他的个人祟拜，又大幅向公民社会和资本家收权，其实反映了一个由后极权社会倒退回极权社会的形态，社会又再一次向权力中心收权。
要解读习近平的连任，便必须将他的连任和中国社会的“再极权化”放在一起解读。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改革开放后，选择再调整了社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而习近平连任不过是这次再平衡的一种反映。
为何中国会走回头路？这显然是一个难以三言两语解释的现象。其中一个最可能的解释，是大量社会主义极权国家在往后极权过渡之后，都没法阻止其政体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大量东欧国家民主化，而苏联亦迅速解体。这些国家的经验，令挺过了1989年六四事件的中共深深警剔。
事实上，中共在江、胡、习年代，均曾深入研究苏联为何快速解体丢掉江山【4】，其中一个最常见的结论，就是改革需要“经右政左”，即是中共必须在经济层面深化改革，以免重蹈苏联时期轻重工业发展失衡，虽然军事强大，但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的困境；但在政治方面，中共就要坚持既有的意识形态不改变，以防范“西方颜色”革命，杜绝政治意志不坚定的领导人上位。
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必须改革，但执政者也一定要死握政权不放手。事实上，在习近平甫上任初期，就即向党内表示，政治腐败、思想异端和军队不忠令苏联共产党倒台，到苏联倒台之时，苏共无人出来抗争，“更无一个是男儿”，指示中共必须坚守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5】。
因此，中共在改革开后尔后的道路，大概可以理解为执政逻辑中的“经右”和“政左”两个不完全和洽的执政路线之争。当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松绑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成就时，中共一直没有对政体变更的恐惧。另一方面，因为在六四事件中共保守派胜出对自由派的角逐，加上在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的经济低迷和国家定位的迷失，亦令戈尔巴乔夫的彻底自由化路线，对中国的管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失去吸引力，产生了一种政治权力绝不能松手的决策路径依赖。
由这种角度去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何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会向极权社会形态方向倒退：如果一个国家坚定地认为政治自由化是一种禁忌，是不可触碰的毒蛇猛兽，那麽，它也就只剩下有一种政治改革方向，就是反过来向权力集中的路上走。当中国随着经济发展遇上愈来愈複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因为它拒绝将自由化视作问题的解方，那麽，它剩下的选择也就不多，期待强人政治去解决问题，恰好是一个貌似可行的方案。
比如说，中国在经济发展后遇上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少后发的发达国家都有遇上过，例如韩国和台湾。但在这些国家，阶级权力差距一般会被民主政治所弥补，藉由公民社会的领袖，透过民主政治参与去推动再分配、基层人权保障等等；但对于严防死守政体演变的中共而言，这一条路绝对不能考虑。那麽，要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就只有走回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老路，而这一次，集中起来的力量，就重新放回政治强人之手。
永续连任不利中共的政治稳定
由此路进，就能够解释为何习近平在推动权力集中之路上，用上了这麽多表面矛盾的政治用语：他常常口说“深化改革”，是为了表示他继承了邓小平“经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他也常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反映了他推动“政左”路线的内核。而在这两条路线交垒之下，明显地“政左”的路线愈佔上风。比如说，习近平提出解决中国经济矛盾的方式，全是政府介入处理：大至企业融资，国企在外上市，小至甚麽时候学童可以打游戏，甚麽时候可以补习，通通都不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的有形之手决定。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向中心化权力集中能否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当然仍是未知之数。但我们却很有理由去质疑，向中心化的政治倒退，未必有利于中共的政治稳定。
外界分析中共时，常常充斥不少极端的看法。支持中共的人认为，中共有无比的智慧，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阻挡，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观点无视了中共在历史上常常犯错的现实；但讨厌中共者，也往往忽视了中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威权政体。事实上，威权政体一般而言并不高效，不少亚拉非国家的独裁者一塌糊涂，相对而言，中共简直是出类拔萃，是威权政体当中的高材生。
中共能成功带领中国变成经济大国，有效管治，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和其他威权政体有截然不同之处。
中共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大抵上尊重私有产权，因此促进了经济增长。政治学者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 就曾经指出，不民主政体一般更难保护私有产权，难以吸引投资。当中的主要原因是威权政府权力不受限，因此，资本家会担心如果自己投资建设经济，经营成果可以随时被管治者夺走。诺斯以英国民主化的经验来指出，“民主”本身就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设置，能投资者能够放心投入经济生产【6】。事实上，诺斯的理论到今日为止都大致准确，在不民主国家投资仍然是高风险行为，在这些国家裡，寡头、军阀、独裁者常常不按游戏规则行事，出尔反尔，令投资项目不一定能得到回报。但在中国，中共在改革开放后以长期的表现说服了不少外国资金，投资中国至少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行为，中共不会随意夺走他们的成果。
另一方面，中共亦发明出不少的方法，以解决不民主政体常常遇到的信息反馈问题。简而言之，即是不民主政体因为限制言论自由，管治者难以透过公开渠道去了解自己的政策成效，只有靠下级官员的汇报。而下级官员则有动机瞒骗上级，以掩饰自己的贪汙无能等失序行为。而为了应付这些瞒报，中共发展出一套複杂的谘询体系，例如以不同派系的官员巡视地方问题，举行大量的谘询坐谈会以收集信息等，这些谘询建构，甚至被学者称为“谘询性的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7】。在某程度上缓解了中共遇上的信息反馈难题，帮助了管治效率。
最后，中共在改革开放后亦建立了比较有序的权力更替体制。在毛时代，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例如刘少奇、林彪等，许多都不得好死，在毛去世后，中共也是以政变方式完成接班，由一众元老发动“怀仁堂事变”粉碎四人帮夺权。即使在邓年代，赵紫阳也是以非正常方式退任总书记。但之后的三任领导人江胡习，都是在上任前已清楚拥有储君地位，按部就班接班。这种接班方式，确保了中共的政治稳定性以至政策延续性，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善治。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再中心化和习近平不知何时终止的永续连任，上述这些有利的条件，似乎都一一成为历史。首先，中国的“国进民退”倾向在市场内製造了极大的震盪，习近平针对巨企的打击行为，在未见到缓解社会矛盾的成效之前，就可能会先产生了不尊重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效应。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彻底改变市场的运作规则，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令投资者却步，或至少在取得一定经济成果后，就急急把资金转移到更安全更保障产权的民主国家。新东方股价在“双减政策”后激跌九成，就已经是一个令资本家心寒的故事。
从集体独裁变为个人独裁：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赌博
其次，随着习近平成为“定于一尊”的伟大领袖，中国政策的自我纠错能力似乎也在下降。
政治学者一般认为，个人独裁（personalist dictatorship）比制度性的独裁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就在于制度独裁下，任何重大决定好歹也需要在内部协商后才订出。但个人独裁则不然，只要大独裁者一个决定，疯狂的事就可以发生。俄罗斯独裁者普京决定进攻乌克兰，便是其中一个显例。而且，当独裁者扩权至甚麽都管的时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也会出现管不过来的情况，甚至可能令下属不敢做决定，影响整体机构运作效率。
传媒就曾报道消息指，习近平曾在党内抱怨，若自己不做决定，下级官员就非常被动。但不论这些政策的真假，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策制订的确出现极端化的倾向，以针对新冠病毒的防疫为例，无论疫情轻重，中国的“一刀切”防疫政策自出台后就鲜有调整，成为世界独特的一道风景。太过权力集中的独裁管治，可能反而会令管治变得更低效，犯错机会更高。
虽然习近平会担任中国领导人直至何时仍是未知数，但外界一般猜测他会至少再掌政十年，直至他接近80高龄。
在个人独裁政体，接班人问题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太强势的接班人可能会威胁到最高领袖的统治，林彪就是一个例子；而足够忠心的接班人则未必有威望压得住场，例如华国锋；而即使接班人貌似忠心，但接任后也有一定可能推翻旧有领导人路线，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就曾经完全地否定史大林。而无论如何，大独裁者的接班问题在历史上大都难以善了。
由这些制度性因素去分析，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继续连任，和其伴随着的社会权力再中心化，并不一定能为中共带来更高的政治稳定性，反而更像是一着险棋。它象徵了中共扬弃了改革开放后政权的一些稳定性因素，例如党内更平等的协商政治、有序的接班人选拔制度、对自由市场的尊重等，并让国运更大程度的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决定上，这与其说是深化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赌博。外界将在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慢慢看到这场赌局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