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来源：“新三届”公众号
2009年9月19日，林希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55万右派分子（官方数字）中六个没有被改正者之一。
林希翎用她悲凉、超俗、智慧和屈辱的一生，为那个小得可怜的“右派分子分母”做了最后的“贡献”；中国只要有一个右派，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99.999%的右派改正了，只要还有0.001%不改正，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只是“扩大化”问题。这就是逻辑，某些人至今仍在坚守的逻辑。正确者永远正确，有理者永远有理。
历史就是如此。那些遵命书写历史和党史的人，他们永远都会理直气壮地、问心无愧地按此逻辑书写历史和党史。“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一金科玉律，似乎永远变不了。林希翎—-—这个当年22岁的女大学生，用毛泽东的话说，她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林希翎小我一岁，她1954年、我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她是法律系学生，我是新闻系学生。我们都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我俩不认识，不联系，不接触，但我的被划右派却与她有关系。
林希翎
整党之初，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次整党，是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我写大字报是想探讨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大字报的标题是“贵族化产生官僚化”，我认为物质生活脱离群众，就要产生官僚主义；文中也有为农民说话处：“合作化太快了，统购统销太死了，老百姓吃不饱。”
大字报写好后，我没有往外贴，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自由主义。可好，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王佩今和我同室，我对他说，“我写好了，交给组织上吧。”他说。“放那儿吧。”过了十几天，王佩今对我说：“你自己贴吧，人家都是自己贴的。”这样，我才把大字报贴了出去。
巧得很，上午贴出去，中午就是一场暴风雨，把我的大字报吹没了，很少有人看过。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问题，同志们都说我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来，突然有一天，系里开大会，一个同学举着一份油印的材料上台说：“我们系有个吴元富（我的本名），是个漏网大右派，他的大字报登在了林希翎办的《广场》上。”
文艺兵时期的林希翎
从那以后，我的问题性质就升格了，成了敌我矛盾了。于是大字报、漫画都来了，连续的大会批，小会斗，直到我低头认罪为止。我的大字报为什么到了林希翎手里呢？原来我们系有个叫韩洪棣的同学，他是林希翎的铁杆，是他把我的大字报抄录给林希翎的；若是没有韩洪棣—林希翎，我还真的有可能成为“漏网右派”。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巧合。
林希翎鸣放最初是在北大广场。人大和北大相距不远，她是晚饭后散步到北大，见到广场辩论，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的。稍后，她在人大的发言和对她的辩论，全校举行了好几次大会，地点都是在海运仓礼堂；人大校舍当时有三处：西郊、铁一号、海运仓，我们新闻系在海运仓，所以这些大会我都参加了。
当时我觉得，林的发言，言语犀利，尖酸刻薄，情绪偏激，但她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正在倡导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解、有思想、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林希翎第一次发言后，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分成了支持她的和反对她的两派，支持的占多数。第一次辩论会报名发言的比例是26：8，支持26，反对8。发言的顺序是一对一，讲一个支持的，再讲一个反对的。
批判林希翎的文章
会议由学生会主持，主持人一再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以理服人”，但因发言者情绪激动，双方都有不那么冷静，出现了挥舞拳头、高声吼叫的情况。作为学生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能组织那样的大会，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
开始两次是自由辩论，但后来就不同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社论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引蛇出洞”的部署已经完成，可以明显感到，事情的性质真的起了“变化”。学生们傻乎乎的，不知道。后几次开会的时候，礼堂后面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并架起了摄影机，也有人时不时的到前面去摄影，有人说礼堂后面的陌生面孔是中宣部的，也有人说是总政的，还有人说是国家安全部的。总之，没有了开始时候的活跃气氛，多了一些肃穆和阴森。发言者支持林希翎的由多数变少数，由少数变个别，林希翎则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已经来临。
林希翎当时的发言，不仅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她讲的有道理，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她。作为一个年轻人，能有那样的思想，那样的胆识，那样的表达能力，应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林希翎与儿子
林希翎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看过，但在2012年第三期《炎黄春秋》胡治安的文章“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一文中，看到了人民大学党委22年后的“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依然认为林希翎是“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
当年，我几次听林希翎发言，她对社会制度确有看法，有意见，但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人民大学在反右期间曾出版过一本该校的《右派言论集》（后收回），当年林希翎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是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林希翎与家人
她的这种思想，是出于期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实，就是到了今天，谁又能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了？是纯粹的社会之义了？社会主义还在探索，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在受着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影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封建社会的阴影，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完善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正是我们党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我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林希翎当年的思想，只能说明她是那个时代的超人，她抓住了克服“三害”的本质。林希翎说的社会制度，并非泛指，她说：“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产生‘三害’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制度不好，不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为了帮助党整风，她还具体讲了“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官僚机构”等问题，林希翎的发言，半点看不出她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她的心是透亮的、洁净的、火辣辣的，她爱我们的国家，也爱给她知识、使她成长的中国人民大学。
很遗憾，人民大学党委反右的时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林希翎定为极右分子。22年后，在做“复查结论”的时候，他们仍然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不给林希翎改正。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有些人就是不变。
1970年代末林希翎在北京
此外，林希翎还对胡风问题、肃反问题、民主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历史证明她是对的。和她有类似观点、发表类似言论的右派都得到改正了，就是不给她改正，就是叫她抱恨终生，就是叫她死不瞑目，这对当年一个22岁女大学生，公道吗？正常吗？可思议吗？
事实让人承认，中国的“老左”确实厉害；他们即使不能左右全局了，但在个别地方，他们还是老大，还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些“老左”很会装孙子，常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他们也是这样那样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害人虫”，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卡着林希翎，至死不变就是证明。
林希翎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儿子在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冰箱里只有两个鸡蛋、三个西红柿。在国外，她扫过大街，端过盘子，但没有背叛过她的祖国。在国内，她蹲了15年监狱。1957年，我离开学校时，她没有离开，留校做反面教员。当这个“教员”的滋味，可想而知。她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前些时，她的亲属把她的部分遗骸迎葬了她的故土，在她的墓誌铭上有这样的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原来她的痛苦，是因为她的智慧！就这一点来说，她是死得很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