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哈萨克斯坦政局突变
哈萨克斯坦近期爆发的民众抗争、权力争斗以及中共、普京两大专制巨头对哈萨克斯坦当局暴力镇压民众行径的不同方式的支持，使笔者对哈萨克斯坦政局高度关注。笔者非常希望哈萨克斯坦的民主力量能够壮大，驱灭国内外专制势力，崛起成为中亚民主大国。但是，从民主化角度客观分析，笔者对长期披着民主外衣但实由该国前体制内既得利益势力牢控、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经济独立性较差且对中俄的经济依赖性极强、缺少地缘政治优势（夹在中共政权与普京政权两大专制巨头之间、且因与北约集团和主要民主国家的地理距离甚远而难得有力外援）、民主维权力量至少受到中俄哈三国专制势力的联合绞杀的哈萨克斯坦的民主化前景无法乐观。
由于笔者对哈国政局了解有限，加之笔者念兹在兹、夙夜忧思的乃是吾国吾胞，而且哈国政局与大陆政局颇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主要借由哈国政局思考中国民主化的有关问题。
首先，笔者认为，中国民主化之路应力求避免重蹈哈国三十年以来的政治轨迹。
长期以来，多数中国民主维权人士一直以苏共的下台与谢幕作为中共未来命运的重要参照和论据，亦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盼中共如苏共”的政治愿景与诉求。
然而，苏共及其各加盟国分部的下台与谢幕方式真的适合中共与中国吗？
苏共固然下台与谢幕，可是，苏共绝大部分人的实力、财富并未损失分毫，而且不少人还凭着前苏联时期的背景与积累进一步攫取了权势和财富，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就是一个绝好例证。大批前苏共官吏在没有苏共的时期只是“摇身一变”，就成为新党领袖和所谓的“民主先驱”，在新的标签下实行旧的统治。在由前苏联分裂而出的各国的专制独裁者中，除了被国际舆论称为“新沙皇”的普京，实控哈萨克斯坦达31年之久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以及现总统卡·托卡耶夫，统治白俄罗斯达27年之久的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掌驭乌兹别克斯坦亦达27年之久、且执政至死的伊斯兰·卡里莫夫以及现任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因贪腐、亲俄、戮民等倒行逆施而引发了“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乌克兰革命）”的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费奥多罗维奇·亚努科维奇，均在苏共时期担任党政军经教等领域的要职，是如假包换的既得利益头目，在不同层面负有不同程度的原罪。
可惜，在苏共谢幕后，这些旧官僚不仅未受任何惩处，还犹如清末汉族官僚那般，只是招牌一换、官印一改、官文稍变，便继续主导政局，连剪辫子理头发都免了，仍然出任高官乃至占据最高政治职位，下属就是旧部，贪腐照常进行，恋栈更甚往昔，瑞士账户无恙，挥霍奢侈依旧，二奶扩为三奶，在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式微的时期继续专制统治。
以哈萨克斯坦的独裁者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为例，其人在苏共时期仕途颇顺，从大学毕业到位居哈萨克共产党之首，只不过用了24年：第一个12年（1967-1979），是从大学毕业到位列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中；第二个12年（1979-1991），从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升为第一书记。由此足见，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对于苏共专制极权体制具有超乎寻常的适应性和认同度。对哈国而言，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政治良知和人格操守，而是如同习近平、金正恩、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普京、卡斯特罗、朴正熙、全斗焕、马科斯、波尔布特、敏昂莱那样的权力狂、野心家。关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侵犯人权、压制异议、坚持专制等报道与批评，非自近年而始，很早便见诸哈国媒体以及国际媒体。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之所以能够在哈国民主躯壳下以“借尸还魂”方式成功实现“后共产党”式的统治，除了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自身的独裁意志与专制手段，还在于哈国在苏联解体过程以及此后基本未曾将“转型正义”落到实处，导致负有原罪的前体制内既得利益势力继续执政，专制阴霾依旧弥漫朝野，宪法关于民主权利的规定基本沦为一纸空文，恶法层出不穷，唯一不同于独立之前的是，如今披上了残破不堪的民主外衣。
维基百科“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词条称：“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没有举行任何被认为是自由或公平的选举”。自哈国独立以来，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历次“选举”中的投票支持率只有一次为81.00%，其余均在90%以上。这样的“选举成就”，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所领导的哈萨克斯坦的执政党和最大的政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背后支持与运作的结果。虽然该党有着多次改组的经历，并消隐了共产意识形态，却聚集了来自哈国前体制内和前共产党的庞大的既得利益势力，而且发展成为一个基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威权政党。就该党发展历程和现状而言，与其说该党放弃了共产极权思想，还不如说该党为专制主义的立党根基剔除了部分共产元素和外衣，又进行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包装。
中亚问题学者玛莎·布瑞尔·奥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指出，在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统期间，对其及其圈子的腐败和偏袒指控不断上升，批评者说，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政府像一个家族系统。这说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专制宝座背后有着权势与财富均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和家族势力。那么，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背后势力究竟多大？也许，我们通过另外两个关于哈国“议会”的事实能够略窥一斑。据《纽约客》报道，1999年，瑞士银行业官员在一个显然属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账户中发现了8500万美元，而这笔钱本应属于哈萨克斯坦财政部。事发之后，纳扎尔巴耶夫成功地推动了一项议会法案，授予他法律豁免权，并通过另一项旨在使洗钱合法化的议案，批评者与抗争者固然愤怒，但徒唤奈何。此外，2007年5月，哈萨克斯坦议会批准的一项宪法修正案，系专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量身定制”，只允许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按其意愿进行多次连任，但不适用于下一位总统。要知道，这种与帝王权力无大差别的终生执政之“待遇”，可是权欲炽烈、帝梦萦绕的习近平垂涎已久、费尽心力、长期苦斗却似乎仍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在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无限连任仿佛唾手可得。所以，也难怪对其独裁大权艳羡不已的习近平会于2019年授其“友谊勋章”，并“爱屋及乌”地于2022年1月7日向其继任者托卡耶夫致信讨好，表示力挺哈国政权与俄军镇压民众的“颜色革命”。以上两个关于哈国“议会”的事实充分表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对所谓“议会”的掌控“水平”，和中共对名为“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被吹为政体所倚、国体所系而实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的玩弄“档次”，确实难分高下。于此亦可见，支持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背后势力对本国国运的操控力度、集权程度、专制级别，亦当不输于中共。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背后势力的庞大，不仅体现为对权力要津的牢控，还体现在对哈国民间的批评之声与抗争力量的监控密度、打压力度等方面。哈国《共和国报》（Respublika）2002年有报道，称纳扎尔巴耶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秘密将10亿美元的国家石油收入藏入其瑞士银行账户。随后，该报办公室外面出现了一只被斩首的狗，并附有恐吓语：“不会有下一次”。而狗的头部，后出现于该报编辑伊琳娜·彼得罗什娃（Irina Petrushova）的公寓外面，亦附有相似的语言：“不会有最后一次”。更为恐怖的是，这家报纸还遭受了燃烧弹袭击。由此可见，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专制势力遍布全国各地，对社会舆论和各个阶层的民众进行严密监控，一旦发现反抗迹象，会在第一时间派人进行打压。而且，从威胁《共和国报》编辑的血腥、恐怖、暴力的黑帮式手法来看，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势力显然贯通了黑白两道。这与前苏联和中共打压民间异议、抗争力量的势力构成和手法基本无别，皆属国家恐怖主义范畴，充分体现了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势力的强横，以及哈国前体制内势力在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独裁时代已然赤裸裸黑帮化的黑暗现实。
此外，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属、亲信均在哈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传媒、娱乐等各个领域呼风唤雨，网罗、纠集各方势力，共同服务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独裁统治。例如，哈萨克斯坦现总统卡·托卡耶夫便是长期追随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重要亲信，曾任外交部长、总理、议长等要职。通过对其政治履历、重要政治观点以及当下亲近中俄、推行铁血镇压路线等信息的分析，可见此人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专制理念的“理想”传人。即便此人会因集权等因素而展开打压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势力的权力斗争，也不会改变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与其共同苦心经营半生的专制体制。
对哈萨克斯坦的今昔政局和相关的政治人物进行了上述梳理与分析，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的分析目的：
哈国三十年来的政局，显然不应成为渴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人们的目标。哈国共产党在哈国独立后重建，虽然日渐式微，但是，哈国前共产党与前体制内的庞大的既得利益势力通过组建其他党派得以重聚，继续控制政治中枢与权力要津，从而更好地保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让专制主义获得了改头换面的续命机会，使专制者在“民主”外衣包装下建立了充分的执政合法性，一如从前或变本加厉地坚持独裁、拒绝民主、与民争利、打压人权。哈国独立之后的转型归于彻底失败，当成为未来中国去共转型之路的镜鉴。
在中国历史上，亦曾有一次未获成功但最为接近民主中国目标的重大转型，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的先天性不足在于，虽然以有限的革命力量和悲壮的牺牲精神迫使清帝退位，但是，因没有足够的力量，只能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满清旧官僚集团妥协，无法主导“转型正义”，以至于满清专制势力或改头换面重新登台，或潜伏下来觊觎一隅，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把持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的重要领域和大片疆土，导致了军阀混战、管治不力、思想混乱、邪说横行、民主不兴、民权不彰等严重问题，在政治、舆论、思想等层面为苏俄势力的渗透、共产邪说的传播和共产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温床与良机。尽管孙中山先生以及其政治继承者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奋斗十几年才打败满清遗留的北洋军阀，初步主导了政局，但此时中共的思想、组织已然在神州扎根，中华民族劫数已定，只是靠着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继承者的坚韧努力，将这一劫数推迟了二十年而已。
哈萨克斯坦的转型失败，以及“辛亥革命”转型成果的大部丧失（保留下来的，目前在大陆主要是“辛亥精神”“三民主义”等思想理论层面的财富；在台湾虽有国体传留、制度传承，无奈台湾已在国族认同等方面与大陆渐行渐远），均是未来中国“去共”博弈和民主转型的重要殷鉴。如果大陆民主维权力量不足以全面而有力地主导民主转型，过分依赖国际大势的助推、中共内部分裂与斗争、中共高层的“反戈一击”等因素的成全，那么，就算中共谢幕，也未必等于民主中国的启幕，很可能迎来一个放大版的哈萨克斯坦，一个无共产党之名而存共产党之实的专制大牢，或者，一个共产党式微但反民主势力猖獗如旧的独裁帝国。
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与其在“去共”之路上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不如沉潜身心、着眼民间，埋头进行虽然见效缓慢但是不失为稳健对策、踏实方向、可靠路径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和民主维权力量的积累，将中国民主维权力量发展壮大，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彻底主导民主转型和转型正义的目标坚韧迈进。
其次，局部地区的分裂与独立，和民主化进程与结果没有必然关联。
在华人民主维权界，一种观点比较流行，即，认为中国未来应该分裂，将地域意义上的“大一统”思想视为民主化进程的重大阻力，并认为分裂能够促进分裂后的地区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推特中文圈和YouTube，一些分裂主义者还在假设中国未来必然分裂的前提下，煞有介事地制定了从中国分裂而成的“各国”的国旗、建国宣言等。笔者无法苟同如此观点与构想。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从前苏联分裂独立后，不仅未出现多少民主化契机，反而给前体制内既得利益团伙创造了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并借此加强专制统治、自立为王的条件。进一步说，由于前苏联分裂之前依旧是专制势力占据主导，因此，分裂之后的多数国家依旧长期被前共产党专制势力把持，民主气象淡薄，民主进程趋零。
再如，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小国，不仅面积不大、还多次分裂，但从未出现民主气象，始终被专制势力盘踞。
相反，自独立之后便不断开疆拓土的美国，并没有因为“地域大一统”而导致专制崛起，反而因为民主维权力量强大、民主制度基础坚实、疆域广大、资源丰富、人口适宜而促进国力提升和国民富裕，进一步夯实和完善了民主制度。
最后，对比分析如今大陆与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前的相关情况，不难发现，中共既得利益团伙的贪腐程度、地方势力的庞大程度、中共某些群体和个人的人权罪责的深重程度、体制内道德沦丧的总体程度、对民众的欺骗愚弄程度，相较哈国当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如果未来中国在专制既得利益团伙主导下分裂，那么，分裂而成的各国专制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为了坐稳统治宝座，为了免受民众追责，为了继续愚弄民众，恐怕只能是比哈萨克斯坦三十年来更为专制独裁。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转型的结果，主要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主导民主转型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以及是否有力推动了民主转型，是否充分实现了转型正义。若是某国的民主维权力量不够强大、无法力推民主转型，很可能重蹈前苏联之覆辙，分裂而成的大部分国家依旧被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团伙把控，继续进行专制统治。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民主维权力量、专制势力遍布朝野，那么，该国即便分裂成无数碎片，也不过是历代专制国家“合久必分”的权力分赃闹剧的重演而已，与“民主化”进程没有分毫关系。
而且，今日中国大陆早已不同小农经济占据主导的古代中国，各地、各阶层已被交通、物流、电商等高科技成果以及跛足式市场经济、普通话、民族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对汉族传统文化精华的认同感）高度关联与整合。倘若国家分裂，会给大多数国人带来各种生活不便、精神挫折乃至经济损失，绝对不得民心，不可能像古代中国那样仅凭“兵强马壮”、跑马圈地、城头易帜等简易的硬性方式就可建立新国。
结语：
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之后的政局状况充分证明，如果中国民主维权力量不够强大，不能有力主导民主转型、无法充分实现转型正义，过分依赖国际助力、中共内讧与自变等外因促成“去共”与转型，那么，恐怕很难不重蹈哈国转型失败之覆辙，亦不易摆脱类似于“辛亥革命”那样的转型成果大部丧失的殷鉴。
只有当中国民主维权力量足够强大，足以在中国民主转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确保转型正义的充分实现，才能有效保障民主转型的成果，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有力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未来民主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民主统一的东方美利坚，东亚大陆的坚强民主堡垒，公民护照免签全球、各国民众乐于移民的幸福大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