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洞察中国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批鬥地主與紅棍子
少年不識愁滋味，少年也不知道政治恐懼的感受，我記憶中第一次看到鬥地主，是四五歲的時侯，看到一群人圍著一個戴紙帽子的人，喊口號，印象中沒有打人的暴力場景。對旁觀者來說是戲謔的事情，但對於地主與其家人，卻充滿恐懼與恥辱感。
好在這裡民風良善，因為在村民看來，地主犯的是國法，並沒有侵犯百姓的民事行為，所以不會有人懷著深仇大恨去暴力對待地主，父親對我說，鄰村劉姓地主只是家中多了幾畝田地，就被劃成地主，其實平時的生活與其它人家並無多大差異，不僅如此，農忙之時，雇村民幹活，幹活的人能吃上肉，地主家的人反而吃普通食物。
我從村民口中還聽到一個故事，說是雇工替地主送糧到城裡，走到十多里地時，發現雷陣雨將至，想到地主家的田缺沒有封閉，這樣會造成雨水流失，於是就將糧食寄放在一戶人家，奔跑回來堵上田缺。當年的村莊裡還有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故事流傳，而不是故事書中醜化了的地主老財的形象，說明村民們對地主並無惡感，所以鬥地主的時侯，也只是奉上級指令，象徵性的批鬥。
直到七十年代，上級還有指令批鬥「五類分子」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人、右派），批鬥前十天左右通知他們去挑土築臺，然後在他們修築的土臺上批鬥這些人，我的記憶中，父親從沒有帶我去參加這樣的批鬥活動，可能主要由民兵們參與這些事情，記得我們村裡的民兵營長、生產隊長家裡各有一根「紅棍子」，這種特別的棍子一米左右，兩種顏色，一半紅色一半白色，一旦上級通知重大活動時他們手執紅棍子，代表專政力量，威風八面，我們小夥伴們有時會從他們家的孩子手中拿到，當成「玩具」，但現在想起來，對於「五類分子」，這些紅棍子帶給他們多少痛苦與傷害。
「好厲害的共產黨」
文革中發生的許多事情說起來是個笑話，但當年對許多人卻是惡夢，在我們附近的一個公社裡，一位老師喊口號，將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一位屠夫，殺豬時因為豬奮力掙扎，他一刀下去，他大笑一聲，喊道：「好厲害的共產黨」，這是電影《紅燈記》中的臺詞，一句玩笑也成了現行反革命。
多年以後，看到太多的文革時期令人驚悚的案例，既覺得不可思議，也覺得後怕不已。
新疆焉耆縣回族文盲婦女馬玉芳，將舊報紙當衛生紙，被發現，指控其汙染了報紙上的毛像，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處以極刑。陳獨秀的三女兒陳禎慶到商店買毛像章，說了句「五毛錢一個，太貴了」，便成了「反革命」。
我們村莊呢，我們到生產隊查隊長家陪他小孩子玩，隊長妻子給我們分發《人民日報》，我們拿回家或是摺紙飛機玩，或是當成衛生紙用，並不擔心。我現在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隊長家人與我的家人並沒有叮囑，汙損報紙上的毛像會成為現行反革命的。
但父親對家裡損毀了一尊毛的石膏雕像，卻感到不安。
父親說不要讓他人知道，就悄悄地處理掉了。但我們小夥伴們並不顧忌這些，總是能找到被丟棄在山坡地裡的毛石膏雕像碎片，當成粉筆在墻上寫寫畫畫。
還有一次，一位小夥伴不知什麽原因，突然說我寫了「打倒毛主席」，我爭辯了一句，內心裡有一絲惶恐，幾十年後的今天還能記得那種不安。好在沒有大人們當回事，更無人舉報，村莊有安全屏保系統。
毛澤東在杭州閱讀《人民日報》，攝於1961年。(圖：Public domain)
父親經歷了文革的「戰爭場面」
1967年夏天，同村一位大嫂嚴重摔傷，父親與幾位村民用擔架將她抬到百裡之外的安慶城就醫，當時的交通工具非常落後，救護車更是稀缺（村莊裡根本就沒有救護車的概念），到了安慶之時，發現整個城裡「戰火紛飛」，父親與抬擔架的村民像戰場上抬傷員一樣躲避可能的冷槍流彈，把受傷的大嫂送到了醫院，並得到了救治。
當時安慶城裡的造反派分為兩派：「好派」與「屁派」，後來查閱資料才發現，兩派的來歷與造反派奪權有關，造反派響應毛澤東號召，奪取了政府的黨政大權。好派認為奪權「好的很」，屁派認為奪權「好個屁」，兩派從「文攻」升級到「武衛」，雙方奪得軍營中的武器，打起了內戰。我在自媒體博客上找到一位「安慶一閑人」的親歷回憶文字，摘錄如下作為應證：
1967年7月6 日「兩派武鬥人員都各自占領了制高點。紅房子（市糧食局大樓）及百貨大樓、市圖書館等高層建築物上，有配戴「紅衛兵」袖章的人員，他們手執步槍或衝鋒槍，不時地往這裡瞄瞄，朝那裡放幾槍，冷槍聲不斷。
兩派的大喇叭都在廣播自己的節目，或播送最高指示，或呼「造反有理」、「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等口號，或互相指責漫罵，或發表「告全市人民書」等。總之，火藥味很濃，令人毛骨悚然。我好不容易沿著人民路、吳樾街轉到孝肅路，剛到翠芳照相館門前，就見旁邊有具男屍躺在血泊裡，周圍有幾個人嘖嘖議論，一打聽才知道死者是個大學生，名叫黃鶴樓，幾個小時前他從外地到安慶市某單位報到時，走在這條路上被突然飛來的子彈打中頭部，當場倒地身亡，後來人們從他的衣袋裡翻出報到證才知道是位大學生。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