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freedomhouse
《自由之家》2月4日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详述了这种“跨国镇压”的巨大范围，该报告称，人权运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家人在国内受到了威权政权施加的暴力和恐吓，他们原本希望通过逃往国外来幸免于难，而现实是他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面临这种模式的暴力和恐吓。
《自由之家》总裁迈克尔·J·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 J. Abramowitz）说：“这些攻击的规模和暴力突显了人们即使逃离其所在国的镇压，也会面临着危险。”“ 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将监视，攻击甚至绑架和暗杀描述为持续的威胁，那限制了他们自由发声的能力。停止跨国镇压对于保护民主和减少威权主义的影响至关重要。”
该报告《看不见，却构得着》的主要发现是:
- 自2014年以来，至少有608起直接，实际的跨国镇压事件，包括暗杀，绑架，殴打，拘留和非法驱逐出境。
- 在每个有人居住的大陆上，至少有31个原籍国在79个东道国对受害者实施了此类行为，从而在原籍国与东道国之间进行了160次独特的配对。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有受到打击的受害者。
- 估计有350万人受到直接攻击或其它手法的威胁和胁迫，这些手法在世界各地的社区中蔓延。
- 中国的威权政权正在进行最复杂，最全面和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自由之家》在报告所述期间保守的直接人身攻击目录包括214起源自中国的案件，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 其他五个在跨国镇压实践中特别强大和暴力的国家是：卢旺达、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
除了全球分析之外，该报告还包括有关这五个国家和中国的深入案例研究。完整的中国案例研究在下方。报告的其余部分（英文）可以在这里找到。
中国
中国进行着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跨国打压运动。中国共产党（CCP）为压迫和控制海外华人和少数民族所做的努力具有三个鲜明特征。首先，该运动针对许多群体，包括多个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政治异见人士，人权运动家，记者和被指控腐败的前内部人士。其次，它采用的手段无所不包：从诸如引渡之类的直接攻击，到促使其他国家合作以拘留和放逐流放者，到行动控制，再到诸如网路威胁，间谍软体和通过代理强制的远程威胁。第三，该运动的广度和全球规模是无与伦比的。自2014年以来，自由之家保守的直接人身攻击纪录涵盖了来自中国的214起案件，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这些令人震惊和引人注目的案件只是更广泛的监视、骚扰和恐吓系统的冰山一角，这使许多海外华人和流亡少数民族感到中共正在监视他们，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外国民主国家生活时行使基本权利的能力。总而言之，这些手段影响着每个有人居住的大洲至少36个国家的数百万中国人和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1
中国跨国打压的广泛范围是由于对谁应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域外控制的广泛和不断扩大的定义的结果。
- 首先，中共针对整个民族和宗教团体，包括维吾尔族，藏族和法轮功学员，这在全球范围内有数十万人。仅在过去的一年中，目标人群的范围就扩大了，还包括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内蒙古人和香港人。
- 第二，中国的反腐败行动具有广泛的全球视野，针对的是可能居住在国外的数千名中国前官员，现在被指称是盗用公款者。
- 第三，中国公开的跨国打压活动被嵌入到更广泛的影响力框架中，其中包括文化协会，侨民团体，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有组织犯罪网路，这些网络与庞大的中国公民、侨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少数民族都有接触。
- 第四，中国通过复杂的骇客攻击和网络钓鱼攻击，将其技术实力作为跨国打压工具的一部分。中国在海外部署打压手段的最新途径之一是通过微信平台，微信是一种集短信发送，社交媒体和金融服务于一身的应用软体，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用户中普遍存在，党国可以通过该平台监视和控制各方华侨之间的讨论。
- 第五，中国的地缘政治力量使其可以对附近（尼泊尔，泰国）和远方（埃及，肯尼亚）的国家施加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产生了共产党毫不犹豫地用于全球目标的杠杆作用。
- 最后，中国主张控制海外非华裔公民，包括批评中共影响力和侵犯人权的华裔，台湾人或其他外国人。尽管不是本报告的重点，但中国试图对外国人的和平倡导活动进行恐吓和控制，这是一个不祥的趋势。
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不断增强，其技术能力以及对海外中国公民和非公民的激进主张，它的打压活动对数十个国家的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社区的权利和自由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中共对跨国打压的使用对其他国家的法治系统构成了长期威胁。这是因为北京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不仅可以在个案情况下违反法治，而且可以根据其利益重塑司法制度和国际规范。
一个跨国打压的多层面官僚机构
中共党国参与跨国打压手段的种类与这场运动的目标和策略一样多种多样。扩大党对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流亡者的控制的重要性，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阶层。除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己推动全面的反腐败运动之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在安全机构高层的泄露谈话也明确指出，应优先开展“海外斗争”，打击被视为党的敌人。这些具体的手段或目标，如与在外国的盟友协同努力，利用外交通路和东道国的相关法律，防止党的高层官员在海外访问期间发生抗议活动。2
来自中国特工的最严厉的直接跨国打压形式 - 间谍活动，网路攻击，威胁和人身攻击，主要来自中共的国内安全和军事机构：诸如国家安全部（MSS），公安部（MPS）和人民解放军（PLA）之类的机构。 尽管这些单位之间的确切分工常常是不清楚的。对维吾尔族，藏族和政治异见人士的迫害通常由国家安全部管理，但公安部经常涉及对中国境内家庭成员的威胁，或地区当局从中国境内威胁流亡人士的案件。反法轮功活动由负责镇压被禁止的宗教团体的凌驾于安全机构之上的6-10办公室和公安部来牵头，但是来自各个地区的当地官员也参与了对来自他们当地的法轮功流离失所者的监视。解放军的骇客在中国境内开展间谍软体活动。3
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包括通过外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的工作（包括拘留和引渡），或涉及使馆和领事馆中的外交人员的事务，都是通过外交部等机构进行的。事实证明，中国尤其擅长利用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挑衅印度4 ，泰国，塞尔维亚5 ，马来西亚6 ，埃及7 ，哈萨克斯坦8 ，阿联酋9 ，土耳其10 和尼泊尔11 等国家的外国政府，以利用自己的安全部队拘留共产党批评者，被列入打压对象的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派成员以及难民（他们有时会被驱逐回中国）。针对中共党员的“反腐败活动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进行协调。
除了党国的直接机构外，一种代理机构 — 像美国的“反邪教协会”，加拿大12 的中国学生团体以及在台湾13 与犯罪组织有联系的亲北京激进主义者— 参与了中共的批评者和宗教或少数民族成员的骚扰甚至殴打。这些机构与中国官方政府机构的距离更大，这一方面为该政权想要撇清关系时，提供了似乎有理的说法，另一方面在远离中国边境之外，实现了播种恐惧和促使自我审查的目标。
总体上，最好理解的是，这些参与者就是统一战线系统的一部分，按照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对统一战线的描述14 “它是一个中共党国机构网络，旨在影响党外团体，特别是那些声称代表民间社会的团体”。中国分析师马特·施拉德（Matt Schrader）15 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控制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上利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培养，使其合作和强迫非党派精英。在中国境外的统战工作（由中共统战部（UFWD）部分协调）包括当地同乡会，学生团体和学术机构，这些机构在海外正式代表了中国的特定地区。正如近三年来，中共统战部的重组（包括其在中国侨民方面的工作）所示，这项工作对中共的重要性日益提高16 。其中一些活动可能是合法的公共外交，但统一战线的工作将他们与间谍活动和跨国打压捆绑在了一起。 2020年9月，美国当局逮捕了一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藏族纽约警察局官员，与该官员相关的线人被确定为在中共统战部工作的中领馆雇员。17
不断升级的行动
中国对跨国打压的使用并不新鲜。维吾尔族、藏族和法轮功学员以及持不同意见者长期以来在国外面临着系统性的报复18 。自2014年以来，该行动已大幅升级，但在中国国内的新的打压运动中所针对的对象群体，也被加入了其延伸的国际打压的清单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权力集中和他所看重的其自以为是的外交政策导致了中国外交政策中越来越强硬的立场，其中包括跨国打压。习近平治下所通过的一系列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已将中共的域外控制法律化，例如《国家情报法》，《香港国家安全法》和《数位安全法》草案。19
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是中共加大力度控制维吾尔社区，包括宣称对海外维吾尔族拥有广泛的管辖权。 2014年，习近平下令中共加大力度针对新疆维吾尔多元地区所谓的“恐怖主义，渗透和分裂主义”。 2016年，中国当局开始在该地区围捕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设立“再教育”集中营。同时，当局还限制流动性，在整个地区收集维吾尔族人的护照，并防止他们离开当地。 2017年初，世界各地具有中国国籍的维吾尔族人开始被告知要返回中国，那些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往往是被关进了难民营，成了100多万在押维吾尔人中的一员。那些没有返回的人，或者那些逃离中国内部不断升级的打压的人，他们则被拘留，在许多情况下被遣返或非法驱逐到中国。 2015年，至少有109名维吾尔人被非法从泰国驱逐出境，另有13名维吾尔人未经正当程序从埃及被遣返20 ；埃及在这段时间内可能还有86人被非法驱逐出境21 。维吾尔人在全球范围内收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截至2020年11月，沙乌地阿拉伯拘留了两名中国维吾尔人，并考虑将其强迫遣返中国。22
避免了被强迫遣返的维吾尔人仍然受到虐待。例如，中国的政治压力削弱了土耳其对该国庞大的维吾尔族侨民的保护。维吾尔人仍然难以获得或保持其在土耳其的居留證23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于2020年3月报导说，仅在2019年，就有200至400名维吾尔人被拘留在土耳其。尽管维吾尔族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维吾尔族人仍从土耳其被驱逐出境至中国。 2019年8月，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被从土耳其驱逐到塔吉克斯坦，然后迅速移交给中国拘留24 。新闻媒体报导说，还有五六名维吾尔人与她一起在那次航班上。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维吾尔族都面临着严峻的网路威胁，加上家庭恐吓，在新疆，他们的亲戚被用作威胁或胁迫他们的代理25 。据报导，在很多情况下，中国警察强迫家庭成员在微信上给国外亲戚打电话，以警告他们不要参与人权倡议活动26 。中国已经使用了一些最强大的间谍软体工具来对付维吾尔人，开发了通过WhatsApp消息感染iPhone的恶意软件27 。为了跟踪维吾尔人，中国甚至入侵了亚洲的电信网絡。28
这些威胁给国外的维吾尔人带来了恐惧的气氛。 2020年11月，土耳其一名维吾尔族人在伊斯坦堡遭到枪击29 ，此前该维吾尔族人曾因被迫监视社区而挺身而出。他幸存下来，并指责中国以他为目标。
从邻国尼泊尔到欧洲和美国，海外西藏人也受到来自中共党国持续性的压力。尼泊尔只有约14,000名藏人居住。但是，“绅士协议”允许到达尼泊尔的藏人前往流亡的西藏中央政府驻印度的总部，这使其成为逃离中国的藏人的主要渠道。近年来，这项协议在中国的压力下受到侵蚀。首先，中国对流动人口的严格控制降低了藏人逃离该国的能力，使到达尼泊尔的人数从每年的数千下降到2019年的2330 。同时，到达尼泊尔的藏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有六个人被遣返的情况发生了，他们于2019年9月越境，但被立即移交给中国当局31 。能够逃离的藏人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2019年10月，尼泊尔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一项新协议，其中包括“边界管理系统”和《司法互助条约》（MLAT），这将加快尼泊尔人在边境或尼泊尔境内将藏人移交给中国。32
像维吾尔族一样，世界各地的藏人都受到中国特工的恐吓和间谍活动。 2020年9月，美国联邦当局宣布逮捕一名活跃的藏族血统纽约警察局官员，他与在美国的中国官员合作，监视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藏族社区33 。此案类似于最近在瑞典，瑞士和加拿大监视和恐吓藏人的事件34 。针对维吾尔人的顶级间谍软件也已用于针对藏人的行动中 。35
随着中国政府在2020年抑制内蒙古蒙古族文化和语言的努力加速，这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威胁也蔓延到了居住在中国境外的少数民族群体。 2020年9月，一名来自内蒙古的持临时签证居住在澳洲的男子报告说，他已经接到中国地方当局的电话，警告他，如果他为内蒙古的事件发声，包括在社交媒体公开，他将从澳洲被撤离”。36
法轮功学员 — 这一在中国被禁止的精神运动的成员 — 也将面临来自中国和中国特工的定期报复。其中包括来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或亲北京代表在海外抗议活动中经常骚扰和偶尔的人身攻击，例如自2014年以来在美国37 ，捷克38 ，台湾39 ，巴西40 和阿根廷41 发生的案件。与法轮功有关的媒体和文化活动报导了针对敏感讯息的可疑侵入，车辆做手脚以及中国当局向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与法轮功切断广告或其他合同义务42 。泰国的多名法轮功学员也遭到了拘留，其中包括一名台湾男子，该男子参与了对中国的不受中共审查信息的电台广播43 ，还有关于几名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正式承认的中国难民的案例44 。 2017年10月，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印尼因肾脏突然衰竭而死，他在中国劳改营中幸存下来，并成为有关中共虐待行为的知名揭密者，在被拘留时偷偷将揭密信封入万圣节的装饰中，然后拍摄带有秘密镜头的纪录片 。一些同事认为他的死亡值得怀疑，但没有进行尸检。45
人权捍卫者，新闻工作者和其他批评中共的人也受到了攻击。在澳洲，独立的中国媒体曾在中国外交压力下撤消广告商，甚至地方城镇议会撤出赞助，同时遭受了诸如偷窃报纸之类的更为公开的行动46 。逃离中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47 ，政治漫画家48 ，民运人士和一名被拘留的维权律师的十几岁儿子在泰国49 和缅甸50 等邻国受到威胁或被拘留，在某些情况下被强行返回大陆。 2020年7月，在澳洲經營著批評習近平的推特帳戶的一名中國學生在說，她已經接到視訊電話，其中一位中國警官在父親旁邊講話，警告她「記住你是中國公民。」51
近年来，香港民主倡导者已成为跨国打压的一个相对较新的目标人群。 2016年10月，香港著名政治维权人士黄之锋在抵达泰国时被拘留，并被驱逐出境52 。在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民主）倡议者前往台湾时被支持中共的团体跟踪，骚扰，并被红色油漆袭击53 ，促使警察给予保护54 。一名新加坡人权活动家因“非法集会”而于2020年8月被判入狱10天，原因是他于201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讨论活动中与黄之锋召开了Skype电话会议55 。随着北京于2020年6月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撒向全球香港人的网收得越来越紧。该法律包括一项具有广泛域外影响力的规定，有可能将在世界任何地方对中国或香港政府发表的任何批评言论定为犯罪，包括外国公民的言论56 。根据新法律获得第一轮逮捕令的是美国公民朱牧民，他因对香港自由事业的支持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而受到指控57 。朱牧民和他这样的人现在不仅必须避免前往香港，而且还必须避免与香港或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任何国家。
为了反映中共关于谁在其职权范围内的宽泛想法，根据其“一个中国”政策，尽管对台湾的政府事务，法律或执法或军事活动缺乏实际控制，中国还是将台湾公民视为自己的公民。 2016年4月，尽管台湾政府进行了强烈抗议，但八名台湾公民还是因电信欺诈案被判无罪后被从肯尼亚引渡回中国。58
中国的侵略性域外政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扩展到具有其他国籍的中国人。最近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中国籍书商桂民海，他是瑞典人而不是中国人。桂民海因在香港销售包含有关总书记的谣言而激怒习近平后，他被迫逃往泰国。 2015年10月，他被绑架并带到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被像一位中国公民一样对待，被迫悔过，而且瑞典当局未有参与此案，他对此种种进行了上诉。 2019年，两名与中国有联系的商人警告桂民海的女儿安琪拉·桂（Angela Gui），如果她想再次见到父亲，就要停止公开为父亲的案子呼吁。这种威胁是在瑞典驻华大使安娜·林德斯泰特（Anna Lindstedt）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林德斯泰特因这次会议而失去了大使职位59 。正如《金融时报》副社长袁扬所写的那样，桂民海案件“使我们怀疑，中国是否把自己视为所有华裔人的管辖者，不管这些华人身处何地，而不是将自己当成一个受国际法和外交礼节约束的国家”。60
“反腐败”：猎狐行动和天网
中国在跨国镇压中的最终重点领域是其全球“反腐败”运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负责这项运动，重点在于那些被控腐败，可能在中国境内逃亡的中共成员，以及逃往国外的人。自2014年中共宣布以“猎狐行动”61 为标志的全球反腐败运动以来，该运动一直在升级。随着“天网行动”62 的宣布，该活动在2015年进一步扩大反腐败行动的规模很难通过公共资源进行评估，但在2018年，中国官方媒体声称有3,000人从90个国家“回国或被遣返” 63 。在2020年8月的公开讲话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表示，美国有“数百个”猎狐目标。64
在官方层面上，反腐败运动是一项司法行动，目的是追究那些经常挪用国有企业资金并逃往国外的中国精英阶层。中共强调猎狐行动的所谓合理性和合法性。宣布该活动的同时，中共还分发了100个名单，说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寻求获得的。与其他国家一样，尽管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不受任何司法审查，但中国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暗示其这一行为的国际认可。 2019年1月，北京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了一个名为“《红色通辑》的节目，记录了14起被捕并返回中国的人的案件，其中一人被发现是藏匿在中国。该节目强调了从国外遣返程序的合法性，包括通过在其他国家进行冗长的诉讼程序。与中共要表达的一致，该节目所传达的总体讯息是，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是一项完全合法的行动，并以一种国际合作的事务形式，为其它国家所接受。
在下面中共反腐败运动所采取的实际手段则是更糟糕。其中至少包括：监视，人身威胁和对家人的恐吓，以迫使流亡者“自愿”返回中国。 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指控八名个人，他们作为非法中国政府代理人，从事为期多年的骚扰和跟踪活动中，以胁迫一名未具名的中国人回国受审。 2018年，美国情报官员私底下对《外交政策》称，中国特工对多名在澳洲的个人进行殴打和下毒，然后用船将他们遣返中国。65
反腐败运动也是中共寻求改变国际准则以更好地适应其目标和利益的工具。中国官员和媒体反腐败运动展示为其制定反腐败准则的全球行动的一部分。这包括批准2014年关于打击腐败的“《北京宣言》”，这是该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 2017-18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的产物。在所有努力中，官员们强调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呼吁。中共还为建立双边法律关系做出了重大的外交努力，这将使当局能够更容易地“找到”逃往国外的个人。“先进中国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分析中，确定了与中国有引渡条约的37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该名单包括义大利、法国和葡萄牙等欧盟成员国66 。根据《外交官》的分析，2015-17年度，有五个欧盟成员国将“经济逃犯”引渡到中国67 。在至少另一个欧洲国家（瑞士），中国官员成功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允许其国安人员在该国内自由行事，以监视并可能恐吓包括猎狐行动目标逃犯在内的许多打击对象。68
尽管中共努力经营其合法形象，并小心援引国际法，但中共的反腐败运动从根本上反映了其国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党国的偏好高于所有其他考虑。回顾孟宏伟的案子很有助益。孟宏伟是中国国内安全机构的一位著名中共官员，2016年至2018年10月间，当他在中国突然被捕，被开除党籍，并因腐败被判入狱时，他正担任着国际刑警组织主席69 。这一系列事件应提醒人们，中共的全球反腐败运动是其塑造国际准则以利于自身的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各国努力解决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国家应避免假定“反腐败是立场中立的，并应避免假定就此与中共进行宽泛的互动也不会有什么牵连和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