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百年赤祸
【内容提要】
上溯千年以来，华夏民族的沉沦与宋明王朝犯下了自作孽的千古罪错有很大关系。中共之所以夺取中国大陆统治权有其历史的深厚渊源，与蒙古帝国和红色苏联两大帝国崛起存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顽强生命力与其多次移植嫁接有关，中共是此种嫁接培植的产物。中共无力、无法、也无意引领中国最终完成社会转型。中国模式是披枷带锁，戴有紧箍咒的，改革开放是不全面、不彻底的，最后还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美中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基督教文化与马列文化的冲突。当下和未来中国亟需解决十大历史问题，中国才能真正复兴崛起。中国人应该认清和摆正自己在地球村的位置，才能开创和谐的内外环境，构建世界和平。
【 关 键 词 】
百年中共、马列人、文明差异、美中较量、中国命运
2021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也是中共建政七十二周年。在过去的几年中，201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2020年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一百二十周年。2021年又是满清朝廷签订《辛丑条约》一百二十年周年。毋庸置疑，这些年份都是近代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特殊历史时刻。曾经的天朝帝国遭受丧权辱国的赔款之辱，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机。从2018年伊始，中共党国的内外环境再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顾近代史，百年中国的发展轨迹似乎陷入了周期循环的泥潭之中。这样的历史怪圈，让海内外研究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变规律的不少专家学者们感到迷惑难解。那些怀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英们，面对民族命运的多蹇与苦难，由于内心的忧患意识而深沉思考，奋进不懈，呐喊不息。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而造就了中共的暴富崛起，由此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邓小平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是“以党建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其实质是“肥党是硬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质是“让红二代先富起来”。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致富是有幸搭上了红二代的顺风车而已，与红二代的群体暴富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如此一来，中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腐败的政党。俗话说，财大才能气粗。不管是一个政党还是就个人而言，暴发户式的心态容易滋生骄横之气，进而招惹祸患。果不其然，2018年，美中贸易战来了，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了。如此来判断，邓小平发起的第二次洋务运动，其格局还不如满清的第一次洋务运动。老百姓刚过上几年稍微宽松的日子，如今的中共官方更是认为到了应该“平视世界”的时候了。其实，正如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自信自尊的民族，不管贫富强弱，任何时候都应该平视世界，既不要仰视更不要俯视世界。
近几十年，随着中共军事势力的增强，台海及岛礁的问题也越来越白热化。再是北韩的核讹诈使得东北亚政局一直不稳。印度在西南边境挑衅，东海的钓鱼岛之争，南海的吹沙造岛等诸多问题，使得亚太地缘政治不再平静，西北太平洋岛链凸显危机。自二战以来确立的印太政治格局，越来越有单方面打破平衡的危险。2021年4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i]。这是美国第一份跨党派共同制订对华战略方针的重大法案。美国试图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抗衡中国，被认为是美国两党在对中共政策上一致走向加强对抗的里程碑。由此看来，对印太地区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自2021年往后若干年必将进入一段非常不稳定的历史纷争阶段。
在过去三十年中，学界对历史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已经有了很多的论述，包括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各类文章、公开信甚至宣言等。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如何从新的历史视角和时空跨度来反思、审视它的百年历程，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如果要论述清楚如此巨大的历史课题，就不得不把审视的角度扩展到全球范围，把回顾的历史时空跨越千年时空，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做出一些有价值、有洞见的分析判断。
一、宋明王朝犯下了自作孽的千古罪错
曾记否，以肉麻吹捧独裁者而遭世人鄙视的郭沫若，在1944年的抗战期间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ii] 。郭沫若以大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作为写作素材，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敦促当时的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崇祯帝朱由检把大明两百多年的江山给弄丢了，不仅是因为朱氏政权存在深重的历史罪错，更是由于中华文化存在严重的缺失所导致的结果。闯王李自成、骁将李岩等人的失败，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华夏民族的不幸。然而郭沫若的文章并没有把脉出历史的真正病症。与此同时，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著名窑洞对话，也只是蜻蜓点水，鸭背泼水似的泛泛而谈，他们都远未触及到历史的真正根源。为了探寻造成这种历史悲剧的更古老的历史根源，历史时空还应该追溯到大宋王朝时期。
从先秦开始，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华夏民族一直都能够独立建国，自强不息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秦汉晋隋唐的大一统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虽然屡犯中原，但华夏民族的政权始终坚如磐石，从来就没有被外来民族彻底征服过。哪怕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十六国之中尚有三个汉人政权存在。大唐王朝衰败之后，在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依然还存有几个汉人政权。然而，自大宋王朝之后，华夏民族却屡次遭受外族入侵，华夏政权被彻底征服、完全统治和长期蹂躏。华夏汉人遭到蒙古人屠杀、满洲人蹂躏、日本人侵略，马列人（共产党人）祸害。这几百年的耻辱历史，真是难以启齿，不堪回首。值得强调的是，分析近代中国史就不可能不涉及少数民族问题，而且论及的也是掌握政权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贵族。曾经的五族共和，使得汉族和少数民族并没有群体上的矛盾冲突，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概念。
为了揭开华夏民族遭受彻底丧权辱国的历史根源，笔者将历史上溯到880年前的1141辛酉年。南宋的民族英雄岳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岳飞名震华夏不仅是因为他的战功神武，而更是因为他被蒙冤而死的历史悲剧。据传，岳母在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字，是中国人千古传颂的励志典故。宋高宗赵构在岳飞抗击金兵节节胜利之际，却在一日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在前线作战的岳飞强行招回临安。岳飞乃文武双全，在著名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iii]。南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绞死在杭州西子湖畔的风波亭上。曾经以岳飞父子为代表的民族英雄们有着何等的爱国情怀，与之相反，而以赵构和秦桧为首的统治集团又是何等的卑鄙自私。
为此悲剧之长恨，明代诗人李东阳曾愤慨地写了一首《金字牌》的词，其指出了亡国之因：“仇虏和，壮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国亡之，嗟晚矣！”[iv] 另一明代学者文征明在《满江红·拂拭残碑》词中清晰勾勒出了宋高宗的鄙陋心态：“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v] 正是因为宋高宗赵构害怕父亲徽宗和兄长钦宗被岳家军营救回来，而他自己就不能再做皇帝了。因为有了这样的阴暗心理，故而杀害了岳飞父子。这两首词作都把赵构卑鄙阴暗的心理揭露无遗。赵氏政权有如此不顾父兄骨肉的昏聩皇帝，必遭天谴矣；华夏民族有这样自私歹毒的皇帝，亦难逃厄运矣。此后不久，南宋就被北元所灭。后世的人们把历史责任推卸给宰相秦桧，那只是为了替赵家皇帝洗脱罪名而已。应该说，对于至今仍长跪在西子湖畔的秦桧夫妇是不够客观公正的。这样掩盖皇帝的弥天罪责，非但不能引起华夏民族深刻的反思，反而为后世不断发生历史悲剧埋下了祸根。赵构因此犯下了自作孽的千古罪错，不久后整个华夏民族为之付出了被蒙古铁骑大肆屠杀，中原生灵涂炭，千里渺无人烟的惨痛代价。
1368年前后，蒙元统治者被朱元璋的起义军追赶而逃窜到漠北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大明王朝时期。1402年明成祖朱棣篡位后，以“灭十族”的残暴酷刑凌迟杀害了大臣方孝孺及其他无辜的873人。1449年，明朝险些被蒙古瓦剌部落所颠覆，兵部尚书于谦是京师保卫战 [vi] 的大功臣，就是如此的民族英雄，后来却落下被抄家弃市的结局。明朝皇帝天怒人怨的残酷暴行必然祸及后世的朱氏子孙。历史进入1630年，崇祯皇帝把辽东戍边大将袁崇焕召回，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的罪名，将其千刀万剐在北京西南的菜市口。从袁崇焕身上凌迟割下的肉，遭到京城满脑子爱皇主义的市民哄抢吞噬。袁崇焕刑前留有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vii] 这样精忠爱国的将领落却落得如此冤屈的悲惨结局，使得大明政权犯下了毁坏王朝命运的罪错，也造成朱氏皇族犯下了不可豁免的罪孽。十四年后，明朝灭亡，朱氏百万子孙遭到起义军的屠戮。随后满清铁骑入关，整个华夏民族受到蛮夷政权近三百年的残暴统治。
自古从来，历代统治者们就没有把黎民百姓当作有人格尊严的同胞看待，他们丝毫没有人权的概念。自秦王朝开始，中国人只敬畏皇帝，而不认识上帝，只有自私之念，而少有公义之心。 特别是宋明两朝政权，一而再，再而三，杀忠臣，毁良将，害文人，戮同胞。明朝的文字狱泛滥，皇权登天，人权落地，使得朱棣的皇子皇孙们荒淫昏聩的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无人出其右的。朱由检和赵构一样，把民族之英雄、王朝之栋梁冤枉错杀，那是犯下了自作孽不可活，自毁边塞长城的罪错。不惜摧毁民族精神，不顾伤及王朝命运，为了一己之私的统治，家天下的皇帝犯下了太多天怒人怨的弥天罪错。这样的政权何以国泰民安，这样的民族何以自由幸福，其结果是整个华夏民族后来遭受蛮狄的长期凌辱奴役。近代史的遗憾在于，辛亥革命驱逐了鞑虏女真人，却又来了迷信歪理邪说、崇尚暴力造反的苏俄马列人，这难道不是曾经的历史罪错所造成的当代苦难吗？
二、中共为何夺取了大陆统治权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注重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历史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某些周期性的潜在规律。曾经的历史罪错已经让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饱受沧桑痛苦，历尽艰难坎坷。二十世纪的中国，辛亥革命的共和硕果为何会蜕变成为专制苦果？ 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何会如此跌宕曲折？中共为何能巧取豪夺地获得了大陆的统治权？要回答这一连串的历史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原因也是深远广博，杂乱繁琐的。这里不仅存在上述的历史罪错的苦难基因，还存在地缘政治的因素和国际背景的影响。本文需要将历史考证的视角扩大到整个欧亚板块。
曾经笔者提到，二十世纪雄起的红色苏联与十三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相差七百年的超级霸主都是盛极一时，横跨欧亚大陆，地理位置和版图范围也很接近。如今的俄罗斯人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蒙古血统，因此红色苏联和蒙古帝国存在很深的历史渊源，是欧亚板块同一地域的两次帝国崛起。中共红朝与前苏联的宗主关系，可以比作元朝与蒙古帝国的隶属关系。宋朝是被外来的武力所征服，成为元朝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则是被外来的思想所征服，最终中共党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从地理版图来看，中共党国仅相当于历史上元朝的一部分。在某些历史阶段，中共党国可以看作是以前苏联为宗主的，共产世界的一个成员国。一旦厘清了这些历史渊源，则有利于分析清楚，为何中共崛起并夺取了大陆统治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天然的唯利是图的特性，使得这些国家在面对和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往往有其功利和虚伪的多面性。比如，二战前，美英等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纵容；二战期间，美国不顾日寇已经对中国全面侵略的残酷事实，而继续与日本保持贸易往来，提供能源和物质等。如果不是日本人自作孽地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的丑陋行径还会继续下去。二战临近尾声，美英不顾中国的利益，与苏联秘密签署苏军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议》[viii] [ix]，默许纵容苏军入侵中国东北。1945年8曰9日，苏联仓促对关东军宣战，一是为了抢夺战争的胜利果实，洗劫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的满洲地区 [x] ；二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导致共产势力入侵到东北亚地区。中共则在苏联的默许下抢先进入东北抢夺地盘，建立根据地。苏联红军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和投降的日伪兵，悄然武装了林彪的军队，间接促使了国共内战的对决。可以认为，没有日寇侵华，没有苏俄支持，驻扎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共不可能生存壮大；再有，没有苏军的入侵东北，中共不可能获得大量武器装备从而夺取大陆统治权。二战苏军入侵东北亚的严重后果，使得共产势力全面入侵东北亚，同时还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台海两岸的分治。
1945年的中国是一个地理版图比美国本土还辽阔的世界大国，美国人是不太可能会全力支持一个东方大国的真正崛起。美国可以全力支持日本、韩国、新加坡，而不会全力支持中华民国的统一和战后重建。因为，无论这些小国家如何发展壮大，也不可能有朝一日对美国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可是中华民国则大大的不同。再由于蒋介石与盟军司令的诸多矛盾，使得美国将战后重建的重心放在了欧洲和日本，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美国抛弃了国民党。同样是这个原因，1949年斯大林还妄图肢解中国搞“划江而治”，最后因为朝鲜战火而使得中国成了“划海而治”。斯大林曾经亲口对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xi] 但是另一方面，斯大林为了扩展共产势力范围，中国又成为二战后共产国际扩展远东势力范围最主要的目标。出于这些原因，中共才获得苏联的大力军事支持。再有，国军精锐在抗日战争中几乎损耗殆尽，剩下的军队伤残无数，士气低落，还没有来得及休整恢复。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完全没有来得及休养生息。共军从1936至1946年，已经养精蓄锐，蓄势待发逾十年之久。国军的疲惫之师与共军的蓄锐之军对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回顾人类的发展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正反两股力量的较量。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自由世界阵营，和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为基础的共产世界阵营，其实就是正反两大阵营的较量。中国大陆之所以会遭受苏俄祸害沦为乌托邦的蹂躏之地，还得归咎于中国历史上的龙文化与西方的幽灵文化有某些契合之处。据史书记载，有秦文公遭遇黑龙的典故 [xii]。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统治者们就开始迷信真龙天子之说了。后来，龙就逐渐成为了专制王朝的权力象征和信仰根基。鉴于第一部分对宋明政权的分析，朱棣、朱由检、牛金星、赵构、秦桧等都是将家族统治、个人权力凌驾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之上，由此犯下千古罪错，成为了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得满清覆灭，帝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只是在形式上走进了历史。深厚的龙文化土壤，这就使得中国至今都难以走出帝制，宪政转型难以开启。反过来讲，正因为中国现存的专制政治体制，使得专制土壤一直无法根除。 这两者是彼此依存，共存共荣的。论述至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极力抵制普世价值，而抱残守缺地信奉歪理邪说了。
三、如何界定百年中共的性质
既然中共的专政根基是建立在东西方两种劣质文化的基础之上，那么不管它的GDP是世界第二，还是将来能达到第一，国家都不可能和平崛起，民族仍不可能伟大复兴，人民也不可能安康幸福。因为，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与GDP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根据人口学家易富贤的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问题，使得未来中国难以赶超美国。在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朝代有之，经济繁荣的时期更有之。例如，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据研究，北宋时中国 GDP 总量为 265.5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22.7%，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的 1820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2286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2.9%，这是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最高峰。北宋时中国人均 GDP 为 450 美元，西欧人均 GDP 为 427 美元，而 1820 年清朝时中国人均 GDP 为 600 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 GDP 为1,250 美元。目前，中国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和人均 GDP 的对比都还远远达不到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此，当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点也不足以炫耀，中共渲染所谓大国崛起的强势局面能持续多久难以乐观。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清末民初，民族已经整体失去了自信。于是，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掀起一股反传统的风潮，一棍子笼统地打倒孔家店，一刀切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股脑地将歪理邪说当真理信奉。由于政治局势动荡等多方原因，而西方真正的优质文化却没有来得及在中华大地播种、生根、发芽，结果，随后又很快爆发了决定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马列主义此时乘虚而入在传统龙文化的土壤上扎根发芽，爆炸式的发展。新组建的中共受到双重劣质文化的毒害培育，它的成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不幸。由此而来，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受到了双重的阻力与祸害。
笔者在几年前就指出：当西方的马列主义和中国的道统相互碰撞时，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破了，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中国的道统坍塌了，文化结构也破了，孔家店被打倒了，文革期间又破四旧了。两者都是破而不立，其结果是变异形成了一种新极权主义。由此，中共作为一个权力集团，它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的贵族统治阶层，也有异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政党。面对至今都没有完成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执政党，它怎么可能具有引领中国社会转型的能力呢？中共曾经通过暴力造反起家，必然依赖暴力维护其统治，由此很难通过“和理非”的途径实现中国的大转型。当社会矛盾和内外压力达到临界点，就必然会引发激烈社会冲突，而且引爆点极可能会出自共军内部。比如，明朝的彻底灭亡是清兵入关，清朝的最终覆灭是缘于新兵起义。
有鉴于大自然物种繁衍的奥秘，但凡经过嫁接或移植的杂交物种，其生命力往往更加顽强。如果运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历史和社会规律，似乎也同样有其道理。比如，基督教起源于地中海东岸，但其后来发展壮大却是在亚美尼亚地区。如今，基督教已传播遍布全世界，而以色列人信奉的依旧是古老的犹太教。基督新教起源于欧洲，却弘扬壮大于北美。再如，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如今的印度佛教早已消亡。佛教发扬光大的主要地区是经过文化融会、嫁接移植后的东土中国。同理，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欧，但这个学说在西欧并不流行，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更无人信奉。非常奇怪的是，后来它却在东欧的苏俄大行其道。如今马恩列斯主义在苏俄早视之若草芥，弃之如敝屣。但是，马克思主义从西欧起源，经过东欧的发展壮大，再嫁接移植到东亚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孕育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力。让人难以理喻的是，当西方国家抛弃马克思主义多年后，中共至今仍奉为至圣之思想，无上之真理。马克思主义被多次嫁接移植后，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心中播种发芽，如今已是枝叶繁茂，毒果累累。中华民族要彻底清除这个思想毒根，恐怕需要几代人经过上百年的努力。
时至今日，全世界只有中共顾影自怜地坚守所谓的初心。为了守护它曾经巧取豪夺而来的权力，只好撑着早已废弃的马克思主义招牌不敢放下。毛泽东发动文革就已经打烂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共；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的灵魂，只好说一套做一套了。中共建党之时的初心，追寻的应该就是辛亥革命先贤们的初心，同样还是晚清进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民族精英们的初心。近现代革命先贤们的初心应该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人民自由幸福，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权平等，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如果中共始终如一都是为这个革命目标而努力，那么后来共产党人坚持的才是真正的初心。遗憾的是，从中共百年的历程来分析，在1949年以前，中共就有了摧毁民国共和制度，搞苏维埃专政的野心；从1949年建政伊始，中共就暴露了搞一党独裁的私心；1957年反右开始后，中共彻底公开了将党的私利凌驾于民族和国家公利之上的枭心；2018年戊戌修宪后，中共再次退回到个人独裁，已显露蛊惑世界，侵蚀宪政文明的祸心。
四、如何判断中共的专政模式
时至当下，美中两国从原来的较量无声到如今的较量有声，已经从曾经的台面之下升级到了台面之上。世界政治格局发展至今日，不管美中双方再有多大的诚意或期待，谈判都不会有满意的结果。哪怕再有十个基辛格似的人物参与斡旋，也必然会无济于事的。这种退而不休且两头通吃的奸猾政客，不仅成事不足，往往败事有余。因为双方都似乎无利可让，无路可退，无话可谈了。时过境迁，美中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2018年以前了。中共的战狼外交犹如曾经的虎狼秦国对六国的政治霸凌。曾经最有名的外交事件是“完璧归赵”的历史典故，如今疫苗外交成为新的政治筹码和角逐手段。中共恃财傲物的骄横心态是很有害的，非常不利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如今的关键问题是，中共党国已经完全崛起了吗？真的足够强大了吗？中共模式有长久的生命力吗？这既不是新鲜的话题，也不会是已过时的问题。
过去四十年，中共的猛然超级富有，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暴发户式的政党。然而，有钱就等于强大了吗？显然不能划等号。有钱就军事厉害、科技先进了吗？当然也不是。秦朝的虎狼之师，远胜于大泽乡饥寒交迫的八百劳役，也强于项羽和刘邦的杂牌军，最后不是灭亡了吗？明末，朱氏政权的军事力量远强于李闯王的农民军，也强大于后金政权的八旗军，结果明朝不是灭亡了吗？曾经满清的北洋水师是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甲午战争的结果不是彻底覆灭了吗？伊拉克曾经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海湾战争爆发后几周就灭亡了。同理，就算中共有九千多万党员的超大群体，同样不能说明它就是强大的。既然靠武力的强弱和党员的多寡无法评判中共专政模式的强大，那么不妨再来分析一下科技势力的优劣和持续性。
在一个迷信金钱，学术腐败，崇拜权力的浮华社会，如何会培养出大量顶尖优秀的科研人才？没有宽松的社会环境，没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没有免于恐惧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如何会萌发出强劲而可持续的创新能力？ 政治环境严酷，学术环境就不会宽松，科研环境也不可能优越。过去四十年，中共靠投机取巧获得一些先进的科研成果，一旦切断技术来源，就如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科技创新势力很快会一落千丈。面临芯片之伤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就是惨痛的例证。再如，当下中共的疫苗质量远不如某些西方国家的疫苗，也同样充分说明了问题。 财富似流水，易涨又易落；科技似竞赛，优劣世人皆知。如果这样下去，不出十年时间，中共党国的科技水平必定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
中共政权表面上从过去的家天下演变成为了当今的党天下，但权力架构沿袭了帝制模式的某些特点。少数的满人为统治众多的汉人和其他族裔，这就使得它不得不实行愚民、弱民、虏民的政策，于是有了文字狱和禁海令。同样，中共为了实现一党独裁，也必须要实行和满清类似的“三民政策”。不仅如此，中共还有洗脑教育，仇恨宣传，信息封锁，篡改历史等手段。因为权力不是来自人民，所以必然会出现上述现象，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不幸。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专政的前三十年，背后有依靠于苏联的力量，以共产世界作为靠山。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背后依靠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自由世界作为输送资源的支撑。习近平开启的下一个三十年，毛邓时期两个主要的依托力量都不存在了，国际环境又空前恶化，各种资源开始枯竭。前十年似乎可以勉强维持，一旦将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老本消耗殆尽，真正的苦日子就开始了。
满清第一次洋务运动是半途而废的，戊戌变法则是扼杀在摇篮里了。时隔120年后，中共开启的第二次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披枷带锁，戴有紧箍咒的，因而改革开放注定是不全面、不彻底的，最后很可能会失败的。特别是中共从2018走回头路后，可以预见，由于内部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再加上外部的节流和封锁，不久后中国大陆的科技竞争力会大大削弱，中共党国体制的生命力必将越来越萎缩低迷。另外，某些科技进步却阻碍了民族的健康发展。比如，中共把电子监控技术的成果，用在了如何监控老百姓，如何管控独裁政权的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了严重的阻碍效果。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由于防疫失控，既封闭了贸易之门，又全球天怒人怨。从而打断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也葬送了中国实现真正富裕的历史契机。中国人民本应该获得的美好福祉被新冠病毒无情地折损了。
五、推论百年之后的中共命运
如果论证百年之后的中共命运，首先不妨简单回顾其百年历程。中共百年历程的跌宕起伏始终与外部因素息息相关的。早期中共因获得苏俄支持和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策略而逐渐发展壮大；延安时期的中共，因为国难当头而获得生存的喘息机会，得以占据一定的地盘，等于间接获得了日寇的支持（这是毛泽东公开承认并感谢的）；国共内战，中共获得入侵东北的苏军武力支持，才得以夺取大陆地区；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共与美苏两个超级国都闹僵，而和亚非拉等穷国吆喝为伍（向亚非拉穷国对外开放），结果内外交困，差点崩溃垮台。从八十年代开始与美国及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中共才又起死回生，暴发致富，目前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
中共既是东西方劣质文化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中共在1949年建政以前，对内得益于中国传统糟粕和流氓文化的支撑，对外受益于共产主义的滋养培育，共产国际的渗透资助。只要查看中共党媒新华社，在1945年前后发表的一些社论与报道，只要比较中共七大和八大两次会议的巨大反差，就可以看出中共宣传上的虚伪鼓噪和政治上的出尔反尔。一个没有民主理念的权力集团，怎么可能完成中国社会转型？一个没有诚信和公义的政党组织，怎么可能领导建设成一个文明健康的国家？一个尚未开启民智，消除权力恐惧的民族，如何能自尊自爱地过上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一个把党的私利凌驾于民族与国家公利之上的集团，怎么可能指望其主动放弃权力而进行政改呢？
目前，中共是掌控中国大陆一切资源的超级政党，中共的命运必然决定到未来中国的命运。中共党内零星冒出的开明人士，既没有形成什么派别，更没有形成气候。人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正因为它有上述的先天不良基因，可以断言当前中共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几乎为零。由于中共自身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的落后性和局限性，使得它始终无力、无法，也无意将中国社会转型的革命进行到底。在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或许可以视作为孪生兄弟。然而国民党的性质则大不相同，而且国民党有着与美国和日本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因而国民党后来实现了自我变革，完成了政治转型。当然，国民党的转型还有其它原因，此处就不细分析了。中共曾经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天下，而至今无法抛弃枪杆子的暴力，放下笔杆子的宣传来治理天下。中共最初是由一群小知识分子组成的权力集团,先天的严重缺陷使得它最终只能等待内外的多重压力，多层次、多领域、多回合的共同作用下，引爆突发性的事变，才有可能改变它和中国的命运。
此外有学者指出，在国共两党领导人里面，只有毛泽东没有出国勤工俭学。正因为毛在年青时没有出重洋看世界，不管是他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眼界视野，都有严重欠缺的。当下的习近平，青少年的时候受到文革的迫害，其实他既是文革中的受害者，但又是文革后的受益者。他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青年时期，在洪荒村野的黄土高坡做了七年农民。在人类文明的大洋之中，毛泽东和习近平却成了浸泡蜗居在黄土文明之中的井底之蛙，其知识结构和思想境界有严重缺陷。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最高执政者的脑子里面，如果没有民主自由的种子，没有宪政思想的理念，没有开明豁达的境界，他们怎么可能建立或管理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国家呢？历史错误选择了毛泽东和习近平做中共党魁并成为中共党国的最高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次巨大遗憾。
六、文明差异与大国冲突
早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 “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此文问世后曾经轰动一时，引起了全世界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在此基础上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更是风靡东西方的学术界。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xiv]
其实不然，文明的差异不一定会带来冲突。在过去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之间虽然偶尔有战争冲突，但交流与融合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比如，最近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三星堆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xv] 有着千丝万缕的神秘联系。再者，亨廷顿把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拆分开是不对的。中华文明涵盖大东亚汉文化圈，包含南北韩、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比如，日语和韩语中就使用了大量的汉字，韩国、日本、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