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79年中共对右派分子的复查和改正措施，成了这个政权跟被它压迫的55万右派之间在当时的一个平衡点，那是中共在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平反冤假错案，走向法治的一个进步，也是一个亮点。光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出发，直到1979年还活着的原右派分子们，后半生大都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并小有成绩，跟“改正”后的生存环境有关。对于整个泱泱大国，几十万人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是全部了，他们尽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不少改正后的原右派分子纷纷入了党，这也算是一大奇观吧。
由于79年改正的不彻底，加上受害者维权意识和法制宪政意识的提高，“改正”这个平衡点，今天已经失去了平衡。
5） 现今当局的有理和无理
现今当局死抱反右是必要的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是有有理的一面，读者诸君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本人却很是理解。不妨回到1957年的情景，你今天要小民主，明天不能要大民主吗？允许你说三道四，我执政党形象就不要啦？于是就俩字：反击！这个理念今天依然适用，因为制度没有变。
不要以为北大王书瑶他们那样的勇于诉求的右派很多，不是的。本文前面提到的赵长根先生，在安徽黄山劳改农场待了22年，改正回到上海给安排在一个技校当教师，曾经传说他已故世，实系误传，最近有机会跟他联系，我说“现在比较宽松，为了无愧于自己的经历，不想写点什么吗？”他的回答是：“上海很紧，……。来之不易，来之不易。”书瑶可以不把北大校长放在眼里，加以痛斥，长根却对居民委员会老太的咳嗽声也很在乎，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党花大钱维稳的成就。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大师指中共大陆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过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已经可以充分地享受到了“不说话的自由”了！
同样地，交大的韩鹏麟先生，他是因为当上学生右派在上海郊区劳动又被诬为“叛国投敌”而入狱十余年，他对自己经历的“古拉格”，也采取沉默。近叔东君来信称：“他担心又受打击，为的是家庭和女儿。当然心中还是有想法的，他说待他差不多快死了才会发表。”我对当政者用制造恐惧的方法达到统治的目的，深感佩服不已。右派当中最值得敬仰的是林昭，为什么？你55万活着的右派，1979年党说给你划错了，今天要给你改正，这二十年你自己干什么去了？不知道是划错了？55万右派，狗熊！不过，对不起，那个开除刘少奇的几中全会上除了一个叫陈少敏以外的上千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什么“熊”？他们真的不知道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吗？这要归之于恐惧的力量！
一位学者说过，民怨积累的原因是政府不讲理。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右派的态度是无理的、简单化和不作为的。难道不可以再讨论了吗？难道你政府一言九鼎如毛泽东了吗？你说免谈就必须住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