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中共建党百年 禍害无穷
(上篇)
今年七月一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当局正在不惜代价地大肆准备隆重庆祝。中共当局的厚颜无耻令笔者震惊。因为自中共成立起的一百年来，这个党及其领导人带给中国大陆各族民众的只有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实在没有任何值得炫耀、值得庆祝的地方。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之后，中国实际上并未建成统一的、真正的共和制国家，而是陷入了各地、各派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
中央集权独裁的满清王朝崩溃之后，这种各地、各派军阀割据，以及各地、各派军阀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发生的彼此连年征战不息的状态，虽然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但也因军阀们的时间、精力、财力都耗费在彼此之间互相争战之上，加之各方势力为赶时髦、为争取民心以及争取西方列强的好感，都纷纷打出了“民主共和”的招牌，因而不得不放松了对社会的管控力度。以致使从1911辛亥革命成功起，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大陸为止的这一段时间(甚至包括直至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陸篡夺政权之前的这段时间在内)，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统治者对社会、对民众的管控最为宽松的时代。
这为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迅速湧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此时除了西方的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普世价值观念、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等先进思想文化之外；进化论、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谬误和极端的思潮也一同湧入了中国社会。
正当当时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积贫积弱、战乱不断的中国社会，一心想寻找一副救国救民的良方之时。此时由国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便迅速为许多处于彷徨苦闷、深感救国无门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所接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迅速被处于彷徨苦闷、深感救国无门的许多中国知识精英们所接受，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剝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自由平等的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这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且看不到希望的中国知识精英和劳苦大众，具有不可抵禦的巨大诱惑力和欺骗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社会”又有些不谋而合，所以容易为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们所接受；三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曾向中国宣告要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众的好感。
有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思想，最早是通过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的。到1919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已为不少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其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瞿秋白、蔡和森……等最有名。
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和当时的“第三共产国际”(简称“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为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就把处于战乱和贫困之中的中国当作其推广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便多次派人带着它们的指示和金钱到中国宣扬和推动中国的共产革命事业，他们与李大创、陈独秀……等中国共产革命的先驱多有接触。
1920年4月陈望道完成把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时，由于缺乏付印的资金，这年8月由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派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出资两千元给陈独秀，供他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付印，当月《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一千册很快就销光，9月印第二版一千册也很快销光。此后又多次印刷，到1926年，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己经印刷了17版，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思潮在当时的中国发展的势头有多么的迅猛。
共产主义思想随着《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迅速扩散，这个在欧洲和俄罗斯已经徘徊了七十余年的共产主义幽灵，从此开始了它在中华大地上旷日持久的徘徊直到今天。
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鼓动和金钱的支持之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经第三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来因故，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共计13人，他们是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实际上是主持和指导)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表明：它是一个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鼓动和金钱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政党，它的成立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实施世界共产革命战略的一部份。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由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出思想理论、出金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建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一切行动都听从于来自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令
实际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后来的发展壮大，直至最后在中国大陆取得“共产革命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极权政权，这两件事本身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的组织，而实际上中共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中，不仅几乎全都出身于剝削阶级家庭，而且他们本人也没有一个是工人或贫苦农民。他们之中除毛泽东一人连中专都未毕业(毛虽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了五年(其中预科一年)，但因数理科成绩太差而未能毕业)之外，其他57人都是中高级知识份子。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出自马克思凭自己的想象杜撰出来的、有先进思想、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和高尚品德的“无产阶级(工人)” ；按照马克思关于国际共产革命的理论，国际共产革命只能在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已走向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而且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同时行动才能取得成功。然而最早的共产革命却爆发在欧洲资本主义最不发达、无产阶级队伍最不壮大的俄国，而且当时仅在它一个国家就取得了成功。而被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还刚刚萌芽，真正的产业工人极少的中国，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完全不具备发生共产革命条件的地方，不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建立了共产党，并且在1949年中共就取得了中国大陆共产革命的成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革命成功之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消灭剥削阶级、消灭私有财产之后，先建设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再建成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品德高尚、共同富裕幸福的美好社会。然而事实确是：凡是共产革命成功的国家，没有一个实观了马克思描绘给他的追随者们的：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自由、人人品德高尚、共同富裕幸福的目标。恰恰相反，凡是按共产体制建立的国家，没有一个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深重而持久的巨大灾难。
而中国共产党自它成立以来，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而且与在这些方面最极端的共产极权政权(诸如：前苏联、柬埔寨)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外来的共产主义极端思想和共产国际、俄共(布)的金钱支持之下而建立的政党，自它成立之日起，就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导之下，就把在中国推进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奋斗目标。
从在中国鼓动工人罢工、鼓动农村中的地痞、流氓、懒汉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到1927年中共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等武装暴乱后，便开始了在中国的武装割据。
中共置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中国的野心于不顾，于“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亡于日寇铁蹄之下不久的1931年11月，就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註：1] 。中共在中国的武装暴乱和割据造成中国的分裂和内战，使日冦认为有机可乘，加剧了日冦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在湘赣闽、鄂豫皖、湘鄂和陕甘宁等地发动的共产革命暴乱和在这些地区建立的所谓“苏维埃政权”所推行的“士地革命”；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内战；以及中共内部残酷的内斗都给这些地区的民众(包括中共内部)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民生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都是史无前例的。以致这些被中共当局称之为“革命老区”的地方，至今仍是中国大陆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由此可知中共当局在这些“革命老区”所发动的武装暴乱、“上地革命”、中共内部彼此之间残酷的内斗和“十年内战”[註：2]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民生所造成的破坏严重到什么程度。
当中共流竄到陕北之后，此时已经侵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正把它的侵略魔掌进一步伸向内蒙、绥远和华北，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中共当局为了摆脱覆灭的命运，竟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悍然唆使反动军阀张学良、杨虎臣发动了震惊中外、祸国殃民的“西安事变”。
尽管“西安事变”在前苏联的干预[註：3]和国民政府中以宋美龄、宋子文等为代表的有远见人士的努力之下，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未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使中国暂时摆脱了亡国灭种的悲惨结局。
然而“西安事变”使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内部的混乱、虚弱，促使日本的军国主义份子产生了“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的错觉，从而促使了中日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之时，便于1937年7月7日提前爆发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一贯打着抗日招牌蛊惑民众的中共当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陝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一总方针成为洛川会议的决议。这一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只为一党私利的“总方针”，成为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共的指导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多次告诫他的手下：“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国民)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和中共的这种不顾民族存亡，只图一党私利的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收编地方土匪和地方抗日武装以扩大中共的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来没有和日军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趙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泽东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主要是纪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卄四名、伪军一百卄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战斗。
抗战期间中共当局不仅不积极抗日，一心保存、扩展自己的势力，还多次策反、收编甚至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队，如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生的晋西事变[註：4]、江苏的黄桥事变[註：5]，此外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还在其他一些地方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力量[註：6]。除此之外，中共当局还暗中与汪伪政权和日寇特务机关勾结，向日伪出卖国军情报、与日伪军达成互不攻击的默契[註：7]。
中共在抗战时期，为了给自己扩大势力范围、扩展军队提供经费，竟然以“大生产”的名义在陕甘宁边区大肆开展鸦片种植，将所生产的大量鸦片运往沦陷区和国统区销售，危害那里的中国民众[註：8]。
在抗日战爭中奉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利己卖国政策的中共，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不仅毫发未损，反而得到发展壮大，其军队由抗战初期的两三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一百二十余万人，另有一百数十万中共领导的民兵(这些民兵在解放战爭时期都先后转为正规军)；其占领的地盘也遍佈华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地，为中共后来赢得解放战爭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羽翼逐渐丰满的中共，在抗日战爭胜利的前夕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的这一政治路线充分暴露了其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用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狼子野心，所以抗战胜利之后，爆发国共内战已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抗战胜利后，中共当局迫于国内民众和各界政治势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压力，不得不也装出也赞同和平、民主的假象，以蒙骗国内外人士和舆论，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双方还签订了“双十协定”。
然而实际上就在国共和谈的同时，中共却在全国范围内搶占地盘、运兵东北，制造磨擦、扩充军队(把大量民兵转化成正规军、收编日伪军、地方武装和土匪、策反国民政府官兵) 、在国统区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欺骗拉拢收买民主党派……。中共利用国共和谈赢得的时间，迅速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和佈署。接着便撕毀刚达成下久的国共“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中共当局通过谎言、制造骗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将内战爆发的原因和责任完全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
国共内战(中共称之为“解放”战爭)全面爆发前后，中共当局利用谎言、假象和对民主宪政的虚假许诺，成功欺骗了国内知识份子、学生和民众迎得了他们的友持，又利用活跃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利用“反内战”、“反(国民党)独裁”、“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蛊惑国统区的知识份子、学生、民众发动反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扰乱国统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并骗得了民心。
为了骗得解放区农民的拥护和扩大兵源，中共当局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区开展“士地改革”运动，把地主的土地财产无偿地分配给农民，然后以“保卫胜利果实”的名义诱骗、胁迫农民参军参战，这一召不仅使中共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而且使中共获得了源源下断的兵源补充。
为了赢得“解放”战爭的胜利，中共采取了许多卑鄙无耻的方法：为了弥补与国民政府军队武器上的差距，甚至不惜采取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有时甚至驱使无辜地富份子作前锋，充当砲灰以消耗国军的火力，然后共军再冲上前去击溃国军[註：9]；在围困长春时，中共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阻止长春市民逃离长春，让他们在长春城内消耗城中的粮食，故意在长春城内造成严重的大饥荒，在造成三十余万长春军民因饥餓而死亡的惨状之后，迫使长春城内守军“起义”或投降，从而迎得了长春城的“解放”[註：10]。这些做法充分表现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蔑视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本性。
在夺取了大陆政权之后，首先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了挑动农民对地主富农的仇恨，毛泽东指示：(土地改革运动)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组织的士改工作队的唆使、鼓动之下，贫下中农们不仅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有的连他们的妻女也被土改积极份子们瓜分；与此同时，土改工作队还唆使、鼓动农民对地主、富农进行批斗、殴打、残杀。据国内外揭露的资料显示：在“土地改革”期间至少有200万地主富农未经任何公正合法的审判，便被中共当局处决，地主富农们被“土改运动”搞得家破人亡。
1950年为了减轻前苏联在欧洲所遭受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压力，和实现将共产革命推往全世界的战略目标，在斯大林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怂恿和支持之下，北朝鲜的金成日发动了试图吞并南朝鲜的侵略战争，在遭惨败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不顾解放战爭后，民众困苦不堪，百废待举，民众极需休养生息的严酷现实，也不顾党内外大多数人的极力反对，于当年十月悍然出兵朝鲜，参加支援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在付出了近百万中华儿女死亡，二万二千余人被俘，[註：11]；九十多亿原本可以用来改善民生和从事建设的宝贵资金[註：12]被白白地耗费在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之中。
在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不仅未能实现侵吞南朝鲜的目标，到双方于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时，北朝鲜还丧失了1500平方英里的土地。而美军仅战死3.65万人(一说五万余人)，另有约6千人被俘，韩国战死13.79万人，另有数万人被俘，而北朝鲜仅被俘的就达十余万人，战死的至今未见北朝鲜公佈真卖的数据，估计不会比韩国战死的军人少(以上数据来自维基解密和美国、前苏联的解密资料)。
这场伤亡如此惨重、代价如此高昂、侵吞韩国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让北朝鲜丢失了1500平方英里国土的败仗，却被中共吹嘘成用落后武器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伟大胜利。
在“士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中共当局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国民政府时代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被关押、判刑和处决[註：13]。在“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中共还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的城乡人口进行了阶级成份划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连同他们的妻室儿女一起都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任人侮辱、欺压的“贱民”。
接着中共又掀起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侮辱、丑化，并迫使知识份子们以作思想检讨的方式，向自己自泼髒水、自我丑化，还胁迫、唆使知识份子们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斗、互相丑化。
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对资本家进行打击、批斗和勒索他们的财产[註：14]。
中共于1955年发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迫害，并胁迫文艺界人士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斗[註：15]。
1955年中共又在其体制内部开展了“肃反运动”，主要对其党政军干部，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清洗[註：16]。
1957年中共使用“阳谋”发动“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子、大学生、民主党派人士进行打击迫害，317.8万余人被打成“右派份子”。他们被判刑、被劳动教养，他们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农村，劳动改造思想；或是作为“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让他们从事打扫卫生和后勤之类的简单劳动，他们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与地富反坏份子一起沦为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溅民，从此将“地富反坏”四类份子晋升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註：17]。
解放后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近四千年的脊梁骨。
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继续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註：18]、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註：19]、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北大唯一从未认过错、作过检讨的右派，她被长期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著名国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等人。
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
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表示臣服，他们不得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这些人之中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唅、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即是其典型的代表。
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郭永怀、程开甲、黄旭华、华罗庚……之流。这些人无视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他们绝大多数至死也未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泽东和中共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们实现世界共产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到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为了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产阵营的霸主地位，企图在短时间内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学技术上创造奇迹，全面赶上并超过前苏联及英美等发达国家，居然违背客观规律和不顾现实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提出所谓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企图在几年之内就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导致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生活日用品、粮食、副食品极度匮乏，从而导致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造成在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之下饿死4500余万人[註：20]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不仅如此，为了“大炼钢铁”、“大办公社食堂”和农业夺高产、粮食产量放卫星，几乎砍光了山上的树木，铲光了地上的草皮，导致整个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在西北、内蒙等生态系统脆弱的地方，这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仅危害那个时代，而且禍及子孫后代。像现在沙尘爆、泥石流的肆虐、江河的断流、水资源的枯竭、水旱灾频繁……等等，都是当年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恶果。
“大跃进”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严重后果，已危及到中共统治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不得不暂时放松了一点对农民和市场的管控。当国内经济刚刚有所恢复的时候，中共当局的党魁毛泽东，为了实现其将“党天下”转变成他的“毛家天下”并使它永世不绝地传承下去的封建帝王梦想，从而于1966年5月发动了以打击阻碍他向江青和毛远新顺利移交他打下的江山的各级党政军老干们为目的的、历时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为了打倒阻碍毛泽东建立毛家天下的、那些为毛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的老干们，一开始毛也打算用他在中共历次党内斗爭之中惯用的手法：先拉拢一批，打倒几个，然后再拉拢另一批，再打倒另外几个。所以当毛决定第一批要打倒的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和陆定一这几位关键老干时，从组织批判到最后彻底打倒前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到最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决是否通过撤销罗瑞卿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时，仅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勉强通过。
这让毛觉得以这种方式来打倒那些劳苦功高的老干们速度太慢、风险太大，在他自己去世之前，也不可能全部打倒那些阻碍他把江山交到毛远新手里的全部老干们。善于蛊惑民众、善于发动群众运动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毛，决定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毛利用林彪和其他不明里就的老干们共同吹捧起来的巨大声望，不惜中断生产、中断交通、停课把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运到北京，以接受毛的检阅为名，毛以阶级斗爭、两条路线的斗爭和反修防修的名义对他们进教唆和鼓动。唆使、怂恿他们回去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军各级老干们代名词)”的反。
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在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动和支持之下，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悉数打倒；或是将他们惩得服服贴贴、唯毛命是从。
在1967年元月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全国范围之内，刮起了向老干们夺权的“一月夺权风暴”，在此后的一两年内，就以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式，把从上到下各级被打倒的老干们手中的权力剝夺到由红卫兵、造反派、军代表和那些被惩得服服贴贴、对毛唯命是从的所謂“革命领导干部”们的手中。
毛通过“文化大革命”自认为已扫清了自己把“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的所有障碍，但直到他临死之前不久，他才撕下了披在“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假面具，露出了毛复辟封建王朝的真实面貌。
毛死之前的1976年7月15日毛神智清醒时，最后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等人时，毛在向他们交待的最后一份政治局常委名单时，排名次序依次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和张玉凤。对此张玉凤、毛远新都有详细记载[註：21]。这份名单终于暴露出了他发动这场旷日持久的、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庐山真面目，那就是要建立一个以毛远新为首的毛氏王朝。
然而毛死后不到一个月，毛复辟封建毛氏王朝的美梦，就被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等人于当年10月6月晚发动的一场宫庭政变击得粉碎。
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继“大跃进”之后再一次使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深渊，而且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中共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这些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对当时中国大陆社会所造成的明显的巨大灾难和破坏，其对中国大陆社会更为深远、更为隐蔽的恶劣影响，到今天已开始显现出来。
当年毛为了达到他全面打倒老干们的目的，不惜白白牺牲、耗费中华民族一代人的青春、停顿教育长达十余年之久，使中国在“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一个断层。使得后来我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段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严重滞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此外当年的“红卫兵”和“知青”们在他们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年龄阶段；也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他们被毛和中共剝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他们能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冷酷无情、对领袖、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对法制、对文化、对良知、对传统、对伦理道德、对怜悯心的蔑视和践踏。
当年的“红卫兵”们下放农村成为“知青”之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份丧失了通过教育和阅读增加新的多元文化知识来建立新的适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价值观念的机会。这使得他们的价值观至今仍定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形成的价值观。这样的人，此后他们处在多么高的地位，就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看看现在这些身居高位的前“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大陆社会所造成的灾难有多么深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这也是中国大陆社会不仅至今仍远离民主宪政、至今仍与普世价值观念无缘，而且日益往毛泽东时代、往“文化大革命时代”倒退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造成生活物资匮乏、各行各业的发展陷于停顿甚至倒退，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和“红卫兵”们无业可就，只能作为“知青”下放农村，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导致大陆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这已对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此时重新上台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并趁机从华国锋手中夺回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及为了支持与中共志同道合的难兄难弟、已被越南打垮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恐怖政权，中共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集结数十万兵力，悍然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发动了侵略战爭，给越南军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中共军队在从它所占领的越南土地上撤军时，不仅劫掠了大量物资财富，还对越南的城乡奉行“三光政策”。此外由于越南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抵抗，越南北部山区多为喀斯特地貌，不仅山势陡峭、多山洞易守难攻，使中共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国际上中共的侵越战爭也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2021年5月30日写于望春轩
【上篇注释】
[註：1]：在此之前1927年11月，海丰人民在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领导下，夺取了革命政权，并在这里召开了海丰县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第一个工农红色政权———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接着1928年5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隨后成立了袁文才任主席的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
[註：2]：中共把它从1927年发动武装叛乱，到1937年国共二次“合作”，这段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时期称之为“十年内战”。
[註：3]当时斯大林为利用中国牽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使苏联在苏德战爭爆发时，不致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所以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维持国民政府的稳定与统一，以便于牽制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斯大林知道当时的中国，只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才有能力有效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所以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当时以毛为首的中共，为了一党之私利，原本擬将蒋介石以交“人民公审”的名义加以处决，若果真如此，则中国将爆发全面内战，此时日本将通过武力和收买，轻易将中国各派系各个击破(包括中共在内)或收买，将使中国于元、清之后再次沦亡于异族之手。
[註：4]：在中共的蛊惑、策划之下1939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阎锡山部独立第二旅韩钧公开叛变。12月7日，韩钧发出虏电，决死队第一纵队薄一波、决死队第二纵队张文昂、决死队第三纵队戎伍胜、决死队第四纵队雷任民等陆续叛变。随后贺龙公开声援他们并加以收编。这就是中共为扩展自己的势力，置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制造的“晋西事变”。
[註：5]：1940年新四军超越自己所属防区，向国民政府韩德勤部的防区扩张自己的势力，引发双方摩擦不断，7月陈毅、粟裕所部新四军在黄桥地区袭击国民政府韩德勤部的89军和独立第6旅，造成该部伤亡、被俘共约一万余人，致使新四军的势力扩张到江北的广大地区，人马也得到迅速的扩充。这就是著名的“黄桥事变”，这是中共的军队不打日本、游而不击，一心只为扩充自己的实力，甚至不惜攻击坚持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典型事例。
[註：6]：1940年，3月5日，八路军包围延川县政府，并将保安团缴械，随后中共派出萧华部，歼灭国军山东省保安第25旅。同年4月，中共乘胜追击，集结八路军精锐，袭击国军高树勋、朱怀冰及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锺麟部，并获得胜利。新四军亦于7月4日起发动对国军李明扬部的攻击。
[註：7]：据中共前领导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透露：潘汉年、杨帆和袁殊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与汪伪政权和日本方面谈判的代表，双方达成互不攻击、互通国军情报的默契。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註：8]：当时在边区负责鸦片生产和销售的谢觉哉、任弼时对此都有相关的记载，共产国际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对此也有详细记载。
[註：9] 著名旅美学者辛灏年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孟良崮战役中，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锋，国军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隨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藉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註：10]：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记载，在长春之战中，餓死的国军和市民在三十万人以上，超过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的中国军民的数量。
[註：11]：据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资料显示：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死亡达一百万人，而据美军的资料志愿军战死人数为九十余万人，而中共自称志愿军死亡人数仅为十八万余人。
[註：12]据中共自己的资料称：三年抗美援朝的直接军费开支达九十二亿元，其中六十二亿元为直接财政支出，三十亿元为向前苏联贷款购买的军火，这显然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另有中共内部资料显示：抗美援朝期间中，其军费开支占全国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分别为：1950年为41％、1951年为43％、1952年为33.3％、1953年为35.5％。
[註：13]：据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註：14]：在“三反五反”中，有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
[註：15]：在这场运动中文艺界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
[註：16]：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註：17]：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文革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资料还显示，1957年，全国317.8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仅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之后，全国有262万多右派份子被迫害致死
[註：18]：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他是唯一一位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政协委员，因而召致毛和中共的迫官
[註：19]：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曾因批判国民政府政策而导致杂志被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党天下”）一文。储安平被作为右派典型打倒，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储安平遭受残酷迫害而失踪，后被宣布死亡。1978年后，55万右派被平反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註：20]：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大飢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至5000万：河南780万，安徽800万，山东750万，四川900万，青海90万，江西640万，湖南470万。据《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页，此数字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确认，取平均值约为4500万。
[註：21]：辛子陵所著《红太陨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下册684──685页。辛子陵先生在书中的观点不一定全对，但鉴于他国防大学正师级研究员、和国防大学大校的特殊身份，使他可以接触中共党内许多尚未解密的保密资料，所以他在这本书中所引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可靠的。
(下篇)
为了挽救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在城乡允许小型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在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平反，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对民众的管控也有适当的放松，西单民主墙，反映解放后的苦难、宣扬人性的伤痕文学、解冻文学大量湧现、知识份子被承认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重视知识、重视知识份子已开始形成风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顽固保守派华国锋、汪东兴……等已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搞下台。
此时的中国大陆给人一种中共从此要洗心革面，要抛弃危害了中国；同时也危害了中共自己几十年的马列主义及其共产极权教条，从此将率领全国民众走上民主、自由、法制，繁荣、富强的正道的希望(包括一直对中共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笔者在内，当时都对中共心存希望)。此时是中国大陆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
农民因分田到户从此摆脱了困扰了他们几十年的饥饉；工人因恢复多劳多得和奨金制度，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中青年干部因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而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当时的农民、工人、知识份子和中青年国家干部都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充满感激和希望。
而此时手握党政军实权的邓小平，如果能顺应世界民主化的潮流；顺应民众希望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抛弃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共产极权教条，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遵从普世价值观念成功的希望最大、遇到的阻力最小、付出的代价最小的一条途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邓小平有首的中共，竟然错过了这一使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千古良机，邓小平也错过了使他自己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的千古良机。
邓小平为了一己和一党之私利，居然选择了一条在经济上适当引入一些市场经济因素，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而在政治上顽固地坚持其共产极权体制的、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道路，使他沦落为中国历史上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出于对自己个人和其共产党帮伙的利益的考虑，邓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必须遵守的“四项基本原则”[註：22] ，这“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将以西单民主墙、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伤痕文学”、“解冻文学”为代表的啓蒙运动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且也断送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好前程。使此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沦为现代版的以马恩列斯毛思想为体，以西方市场经济为用的新“洋务运动”。所以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与满清末年的“洋务运动”一样，失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邓复出掌权之后，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观访问，面对数十年来一直被中共当局声称为“万恶的”、“腐朽没落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富裕祥和的社会风貌、文明而有教养的民众，这些无情的现实使邓及其帮伙的头脑，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成就，也使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从事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潜力。这使邓产生了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来推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