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秋转自博讯网
记者：上世纪的农民工群体与新生代有什麽样的变化?他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又是什麽?
罗谷：这几年农民工群体出现巨大的变化，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受过相对好的教育，他们对科技很熟悉，都有智能手机，使用微信沟通，甚至对中国的劳动法律有了解，对自己应得的报酬有想法。在工厂里，他们面对不愉快或报酬不高的工作，他们也有更高的离职率。这已经是一群非常不同的新生代。
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仍是如何融入消费经济中。但事实是，他们仍被制度视为二等公民，也难以达到中国城市人的消费能力。中国领导层也意识到这需要改变，但其中一个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方式是政府鼓励农民工回到农村，甚至试图塑造农民企业家的典型，背后有很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东莞、深圳这些地方不再有大量的对工人的需求。不过，把这些人赶回农村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习近平的“脱贫奇迹”的背后是什么?
记者: 中国国务院4月6日刚发布了《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继续宣传习近平“扶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成果。你怎么观察这项政策?
罗谷: 我认为毫无疑问地，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我能理解习近平和共产党会把这件事当成重要成果，为自己喝采。
但这其中有几件事情我认为要持续观察。首先，中国的扶贫计划很大一部分是“重新安置”、甚至“强迫安置”贫困农村人口，数以千万的人从原来居住的村落转移到中国政府准备的漂亮楼房。但安置之后，这些人如何就业维持生计并不清楚。
过去，他们是自给自足的农民，现在即使在帐面上脱贫、住进政府补贴的高楼，但没有可持续的工作机会，经济学家也提出警告，这些人很容易再陷入贫困。接下来这几年他们要做什么? 中国经济放缓、政府的福利停止后他们如何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最终，我在书中探讨的问题是，不仅是要消除绝对贫困，而且要让他们开始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回到根本还是户口及土地政策需要改变，否则中国农村农民永远无法成为中国主流经济的一部分。
记者：你在中国待了二十三年，现在回到美国校园及智库做研究，你觉得这些中国经验为你的研究是否带来不一样的视野?
罗谷：我离开(美国)超过二十年，我现在才开始跟这边的人们学习、了解华盛顿这些出色的研究者在想些什rea麽、做些什麽。过去一段时间，我很感谢我有机会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基层，跟农民、农民工交流，这些经历也对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很有帮助。当我在看待一项政策时，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政策会怎样影响中国当地的人民、偏远地区的人民，以及对更大的政策环境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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