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自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和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一贯策略是挑动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后再利用“极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后利用“右翼”倒过来整“极左翼”……如此循环不已，在不断地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混战一场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可悲可叹的是：被整的右派们很少有人能在当时看穿毛泽东的权谋。相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一开始就陷入互噬互咬的混战中，结果被中共分而治之，两败俱伤。对毛泽东和中共一手操纵的“混战一场”的战略部署，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鲜有真识。
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很能说明问题。傅雷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的好友，也是该报的社外编委。1957年夏《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傅雷竟也投入在报上公开揭发徐铸成的行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尤其是7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以便为自己和徐共同商量的办报方针等开脱，一边把徐铸成说成是“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这一做法自然引起徐的反噬，他在7月10日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中交代了“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并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说：“反右派斗争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质问傅雷，你怎么这样了解陆诒等的情况，你这样关心文汇报的大鸣大放，究竟为什么？你究竟和陆诒等右派分子是什么关系？”结果可想而知：徐铸成当然打成了右派，傅雷在1958年初的“右派补课”中也没有逃脱，并因此埋下了他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契机。
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傅雷一人身上，后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若望先生也是一例。王无疑是上海党内和杂文界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但是他却在反右中也非常卖力地批判过其他杂文作者的“右派言论”。1957年6月18日，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徐仲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乌‘昼’啼”的杂文，批评了中共的报喜不报忧、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说成是“带坑臭”的荒谬。令人吃惊的是：发表过更多更厉害的这一类“右派”杂文的王若望先生，竟然在3天后的《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带坑臭’——驳徐仲年”,开篇就声色俱厉地指责：“近读徐仲年之‘乌昼啼’，对共产党人咬牙切齿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右派分子的一面镜子，这篇文章还有一读的价值。”当然，这并没有能挽救王若望不久就被打成上海杂文界头号大右派的命运。
无独有偶，杂文家徐懋庸打成右派的经过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刚解放时徐曾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因为一些极左的做法和程千帆等著名教授闹得很不愉快，结果离开了武大。反右中程千帆因为鸣放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徐觉得非常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就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即徐）下台了（7月24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结果同样划成了右派。真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这一点甚至在后来在庐山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也有过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当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中尉助理员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给《八一》杂志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有类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论，结果被彭德怀定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来，划为右派。不料未及数年，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元帅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
近年来，本人有幸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的委托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将在2010年春出版），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发现了无数上述令人悲叹扼腕的事例。我想：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以史为鉴，联想到今天海内外民主运动中仍然广泛存在着的“窝里斗”的现象，不难想到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破坏民主运动的老手法而已。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对比1957年中国那些知识精英、民主精英的表现，应当公正地说：今天海内外民主人士的表现还是要好得多，将来也一定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