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博讯网
罗谷在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讲述了中国农民工维权的历史和个例。比如书中主人公之莫梅荃，她曾经就职的工厂强迫员工连续工作48小时，她和全厂近四分之一的工人一起组织了抗议，随后提交了辞呈。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认识到户口制度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少的农民工愿意忍耐，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样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挑战。”
除了民愤，中共还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相对规模的缩小，中国长期以来依赖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模式将不再可取。2020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内循环”，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罗谷指出，中共依然没有放弃户口和土地制度，这就很难实现内需的大规模增长。
他说： “中国想做的事情违背现实。现实是，户口和土地政策阻碍了中国农民工和农民成为健全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一半的人口，也就是农村居民，不能很好的融入中国的经济，那么中国就很难实现政府想要达到的内需水平。”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中共来说，贫穷、衰老、心怀不满的农民工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尽管这些农民曾经辛勤奉献，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如今他们的养老和就业成为了中国继续前行的“负担”。不论中国领导人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宣传中国模式的优势，农村人口的困境都是不可忽视的短板。
这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记者最后总结说：“户口和土地制度无法维持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些国家认为应该效仿这种模式，那简直是荒唐的。就算只看这两点，中国模式也不值得世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