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博讯网
今年2月，随着中国内陆省份贵州最后九个深度贫困县清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国家实现“全面脱贫”。
然而，《彭博商业周刊》资深记者罗谷(Dexter Roberts)不久前出版的书《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被中共抛弃的棋子: 《低端中国》记录经济繁荣背后的农民工苦难史
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腾飞的福利，反而沦为棋子和牺牲品：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从政府和企业无休无止的剥削，到户籍制度的歧视，再到家庭分离的痛苦，而日积月累的民愤伴随着人口红利的耗尽，很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之一。
罗谷在序言中写到：“中国想要世界相信这样一个迷思：中国的发展和专制制度会成为各国的榜样，甚至会取代西方。但是本书将会证明，为什么这是虚假的。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严重放缓，让许多中国人失望，并且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低端中国》一书今年3月在台湾出版，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称赞它为“近年来读过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最精彩、观点最有原创性的一本”。
党如何用“户口”控制和利用农民
《低端中国》以人口不足1000的中国贵州省炳花村为中心展开叙述，在这个以布依族为主的村庄里，由于经济落后和就业萎缩，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前往沿海地区打工。
莫梅荃是《低端中国》一书的主人公之一，因为家乡缺乏工作岗位，她在1998年前往东莞的电子工厂打工，工资是每小时一元人民币。
莫梅荃的表亲莫路波则在初中的时候辍学，尝试到宁波闯荡，但是刚刚下了火车就被三个流氓抢走了财物。
另一名表亲莫文之也在东莞的工厂打工，和其他10名工人挤在一个小宿舍，那里潮湿闷热，没有厕所。但是莫文之认为工厂的待遇很好，他告诉罗谷：“舒适和私人空间不是我的重点。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地方，我也不想找女朋友。每天晚上下班了以后，我就睡觉。”
截止2020年底，像莫氏家族的年轻人这样的农民工达到了2.856亿，占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农村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一半。但是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
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颁布的 《户口登记条例》，所有个体被基本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个城市对落户作了严格限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报告称，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数亿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权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他们的健康和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也很难在雇佣关系中维护自身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企业和工厂获得了大量廉价而“听话”的劳动力。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 “户口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有利，它保证了基于低工资的“中国制造”模式，保证中国有持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农民工只是城里的过客。这些都压低了工资，铸就了中国如今的世界出口国地位。”
缺乏保障和社会地位的农民工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为中共和国家的繁荣添砖加瓦。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数量巨大的廉价农民工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动力，也铸就了习近平实现“伟大复兴”和弘扬“中国梦”的筹码。
在本书的第四章中，罗谷将农民工称作党的“棋子”。他写道：“党已经不再保护工人，但还是运用一些措施让他们继续当意识形态道具；党已经不再钜细靡遗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个法令架构来规范一些新的老板，让他们不要太亏待劳工；这有一部分，是为了要防止社会动乱。”
罗谷指出：“ 农民工在中国实际上是‘外来者’。他们是来帮助建设中国城市经济，帮助中国发展的，没人打算让他们在城市定居。政府官员意识到，把农民工当成二等公民来对待，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