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如果说稍早前，公众对于国防大学于一年前推出的上下两集《较量无声》内部宣传片为何卒不及防卷土重来还存有疑虑，那么待到《解放军报》在显要位置刊发中央军委法制局课题组之文《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公众的疑虑则基本可以消除。因为不管是一年前的删除处理，还是一年后的悄然而至，都不过是意识形态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因为红墙密不透风，故而众媒体只能以观点取胜，对军报此文提取出的显示标题也很有眼球效应。比如异军突起的澎湃新闻直接将中央军委法制局非同一般的身份摆在最前边显示，正文部分诸如“四种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必然要求全面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不过是冠冕论调，真正夺人眼球的，还属围绕意识形态而作的高度警惕。“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社会各种思潮和观点交锋激烈，对军队的渗透影响具有隐蔽性、侵蚀性、危害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严格政治纪律的组织纪律，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标明界限。”
提及渗透的隐蔽性、侵蚀性和危害性，《较量无声》中深度揭秘美国颠覆中国的“五条战线”，可谓敲响了令围观者振聋发聩的警钟——其一是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其二是文化渗透：企图逐渐改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其三是思想渗透：充分运用以互联网为核心手段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为政治颠覆创造条件；其四是组织渗透：“精确演变”，培植代理人集团，为政治颠覆埋下大威力的“定时炸弹”；其五是社会渗透：积极培植反对力量，隐蔽扩大政治颠覆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而被列入“第五纵队”的成员，包括异见人士刘晓波，还有自由派代表茅于轼、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以及被北大以“学术能力不足”解聘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作为“负面典型”，他们对时下正在进行的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作何评论？跳出四中，他们对于中国法治的未来又持着怎样的见解？
因扬言和鼓噪“军队国家化”而被点名的贺卫方，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法律学者之一，直言已经对中国司法体制不抱幻想，因此也不再关注政府关于将推行司法改革的日常声明。“我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我现在已经麻木了。实际上，最近我没事儿就去外地旅游，和朋友喝酒。”与失望乃至绝望之后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贺卫方不同，同样被当局严密监控的茅于轼则更愿意通过重温孙中山遗嘱的现实意义，来继续建言献策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比如中国实现“自由平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实现自由平等的方法论，以及如何“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中山看到的世界潮流是什么？主要是满清政府的失败，中国几千年皇权体制进入无法调和的矛盾阶段，宪政和民主的必然性。于右派代表茅于轼而言，重温孙中山之遗嘱，恐怕更想间接告诉中央：宪政和民主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必由之路。
右派的失望情绪又何止于贺卫方和茅于轼？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也试图消解主流媒体对于四中“翻天覆地大动作”的热度。“司法独立肯定谈不上，可能会有些小改革，政府会把司法权和地方去权剥离开一些。但是你看看最近抓了多少人，这个显然不是依法治国的信号。”人权观察驻香港亚洲研究员阿莲有着与张鸣类似的观感，“我们看到政府极为严厉地打击除了自由发言什么也没做的活动人士，而依照中国宪法的规定，自由言论本应受到保护。在当今中国，法律主要是政府限制、而非保护权利和自由的工具。”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也是自由民主派之一，不过与同在天则的茅于轼相比，前者更应该划归到温和民主派的队列中。其在《邓小平的转型智慧》一文中，虽然未直接以世界舆论聚焦的四中入题，但是醉翁之意还是甚为明显。比如其将邓小平说过的一句俗话“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作为一个宪政原则进行论述，并将其与意识形态关联起来。个中逻辑在于，宪政原则是用来解构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过去毛的意识形态系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对社会所有行为全用这样一套意识形态的话语判断，不管这种行为和政策是否对百姓富裕和社会繁荣产生影响。
习近平不会不知道宪政原则的重要性，也不会不知道法治与民主的必然性。但是在习看来，中国话语系统中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全然不同于西方的，故而右派们意欲倒逼中央实现的转型，试图将其拉扯到西方话语系统中的努力，注定是一场徒劳。中共主张“依法治国”，并不表示要采取包括分权或司法独立等原则的西方法治模式。同样地，“改革”一词也不是通过接纳西方在民主、治理或全盘私有化上的标准和规范，以改进中国一党专政为目的进行改革。
这种话语系统的不同，导致了中央与自由民主派始终如同两条自由延伸的平行线。“宪政派”主张依宪治国，像甘阳的“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徐友渔的“在共同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上，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秦晖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难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且有益的现象”。《炎黄春秋》总编吴思也说过，自己的梦并非左右，而是宪政。那么，习近平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的大会上以“一切违宪行为都必须追究”的主题发言，自然会引来欢欣雀跃，但是否只要当政者提了一个“宪”字就已足够？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证明了自己“一贯正确”，位尊正统增加了政治资本而沾沾自喜。
放在四中上，习近平的步子迈得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有分析认为，习班底如若计划在宪政及人权问题上迈开步子，就应该主动将牵绊宪政平台搭建的“杂质”彻底清理掉，以免留下话柄。例如在“违宪”问题上，对刘晓波、陈光诚、李旺阳的处理是否正确，有无值得反思和修正的地方？如果真要行政治监督之实，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事件被热炒时虚晃一枪，而应该提示当局割断这些“烂尾”，用其行证其言。
与右派的群体性失望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主流媒体以及左派群体勾画出的宏伟蓝图。如中央六大报章，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在内，头版惊人地一致，均为提前备案好的通稿《开创法治中国新天地》。除此之外，另一篇来自新华社的文章——《迈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境界》也被多次引用。一方是“新天地”，另一方是“新境界”，四中全会虽然密不透风，但是官方媒体已经蓄势待发，将其无限推高。至于左派，围绕法治与四中并无过多言语，焦点全部转移到了对热门人物的围观上。尤其是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习近平点名并握手的周小平和花千芳，左派纷纷为之鼓与呼，右派则更愿意将其看做是中共为加强意识形态管控而一手培育出的新型“网络打手”。
孰是孰非，网络舆论场向来热闹非凡。中共需要做的，不是将宪政派的杂音不分青红皂白地剔除掉，也不是将主流舆论场的声音无限放大。权力需要监督和约束。这一方面要求当权者自律，另一方面需要体制和法规的监督、约束，更重要的就是社会的监督、约束。在社会方面，媒体、舆论是十分重要的部分。特别在中国，媒体基本掌握在官方手中，社会其他舆论和海外舆论的监督、约束作用就变得更重要。对这一点，习近平当然不会看不到、认识不到。而对社会其他舆论和海外舆论，中共已经从完全排斥开始变得可以理解和参考，虽然不尽人意，但不可否认其进步意义。那么，社会其他舆论和海外舆论要做的是证明自身对中共当政者的重要和必需。认真研究中国现状和发展中的问题，真正站在中国民众幸福的立场，以诤友的身份和动机提点中共，其言辞内容再尖锐也会心无所愧。中共既然要从善如流，也就需要各方面的诤友，懂得“人家往你口袋装钱”的道理。即使官不明民众也会知道好歹，这样的监督和约束依然不白费。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中国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也期待美丽新世界，但是新世界的实现路径，绝非“睡梦教育”。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嘞就是好”的阶段，时下已经进入到一个各种观点急剧膨胀的关键年份。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不再以左右作为舆论标杆或将是最好的选择。反过来，在当政者已经超脱左右框架而以求实作为标准的时候，监督一方还沉浸在历史的陈年模式中自我陶醉，就只能被当政者远远抛离，这样的监督舆论也必然失去任何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