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李 锐/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李锐：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绝非偶然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１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逊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