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秋枝转自博讯网
中国政府周三发布公告，任命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这意味着中国即将成立一个独立于国家卫健委之外的疾控部门。有业内人士认为，新机构的职能将有所扩大。不过，在外界指责行政干预延误了中国在新冠疫情初期防控工作的背景下，这样的体系改革又能走多远？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当天表示，国务院已经任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下称“国家疾控局”）局长，还任命了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其中，常继乐是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洪兵是中国流行病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孙阳曾任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这意味着，这家新机构将整合卫健委已有的相关职能，但将独立于卫健委之外。不过，目前外界尚未得知国家疾控局的职能范围。
新机构权力更大？
《新京报》日前引述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栾荣生说，此前国家卫健委下属的疾控局是司局级，而新设立的国家疾控局应该是副部级，后者的职能会更加独立、权限更大。他还表示，国家层面启动改革后，地方改革预计会在年底前跟进，省市级很可能也会成立疾控局，以整合地方卫健委等机构与疾控相关的职能。
前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敦厚认为，中国政府设立这个新机构看上去是为了减轻传染病上报的繁琐程度。
“我认为当局意识到武汉发生这种事情确实有问题，下面的人猜上级领导的意思猜得太厉害了，所以就选择隐瞒。（此举的意思是，）你们不要猜那么多次，你们直接报上来，我通过这个国务院机构来决定。”
这远不是中国公卫体系的首次改革。早在1983年，中国卫生部就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并在几年后将其更名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2年初，当局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开展疾病防控、应对突发公卫事件等工作。截至非典事件后的2004年末，中国已有3500多个各级疾控中心，但此后多年间，疾控体系的人员编制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新京报》还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虎峰说，国家疾控局将主要负责政策与管理，现有的中国疾控中心将负责技术业务。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中国公卫体系已经经历过上述改革，所以成立一个新机构并不新鲜，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机构会不会有更多的实权。
“我认为机构名称的变化倒是次要的，而把这个机构的内部职能理顺、强化，在我看来似乎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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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干预致疫情横行
说到实权，外界普遍认为，新冠疫情得以成为肆虐全球的大流行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非典事件后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这场疫情中屈服于行政干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纽约时报》去年曾通过整理对医生、医学专家等人的采访和泄露的政府文件报道说，2019年12月，当武汉的多家医院开始接收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时，他们理应主动上报这些病例，但院方却听从了地方卫生官员的指示，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隐瞒了相关病例信息，导致国家一级的应对工作出现延误。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曾在去年疫情大爆发后发文说，他听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在2019年12月30日在网上偶然发现了武汉市卫健委传出的一份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内部紧急通知后，才连夜给国家卫健委的领导打电话，拉响警报的。
公卫学者李敦厚说，机构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中国真正缺乏的是言论自由。
“我觉得政府想改革是好事，可是当局把李文亮当作英雄，却把同样发出警告的公民记者和其他医生当作叛徒，这是错误的，表明改革的决心不够。”
有迹象表明，中国一方面严控言论，另一方面却在大肆散播假信息。欧盟周三发布报告说，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官媒一直在网上用多种语言传播假新闻，通过渲染西方疫苗的安全问题，削弱外界对这些疫苗和欧盟机构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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