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出了病房，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先生，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边，进入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草坪树林，亭台楼阁，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先生的全身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呼吁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批判，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于上海师院的次子自杀身亡；1962年初，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1930年起，与罗隆基、王造时两位同乡一起，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力支持中共，1957年都被定为右派分子被迫害致死，成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的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自杀的，你在20岁时也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导致精神崩溃。
在弟弟提议下，我俩深深的三鞠躬，并代表几位委托致意的师友，向被反右夺去生命的三位英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上人间的家人团聚
之后，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安葬着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制作精美，造价昂贵，其中有我俩平日喜爱的作家，还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的雕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纪甚轻，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宽大为怀，与世无争，不应有恨。
1997年，我冤狱释放，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俩向父亲墓鞠躬后，仔细擦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我一向对父亲的行为不理解，曾多次拒绝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此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上世纪60至80年代，陆怡（祖父的学生、文汇报右派分子）和家父的两位右派挚友，有时来探望我俩，厚爱有加，均已作古；我俩幼年在上海江苏路幼儿园的陈老师，一直关心爱护我俩到如今。
我俩说起，五四运动时，祖父撰文呼吁营救陈独秀、傅斯年等被捕师生；辞去中国驻苏俄特使的日文秘书，投身于清苦的新闻事业，终生为业，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祖母晚年，怀念祖父，弟弟为其朗读祖父的旅俄回忆文。弟弟还说，祖母曾对他说：“你哥哥的眼睛长得像爷爷。”这使我很荣幸，当以爷爷的大公至正的目光来看世界。
亭子周围是小桥流水和鲜花树丛，空旷静谧，没有任何人。大嗓门的弟弟高谈阔论，放言无忌，我俩尽情交流各自知道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被连连回绝，他有太多的话要诉说了。一小时后，经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挽着我的手臂，自言自语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这里真是天堂啊！
我俩漫步在公墓墙外的海堤，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我唱起：“大海啊，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你的身旁……。”不觉流下眼泪。1997年夏，我陪母亲返回温州老家之后，航行在杭州湾，我对着母亲，唱起《大海啊母亲》的歌。回到上海，把因我冤狱受惊吓而住在精神病医院达3年的弟弟接出来。
傍晚，我俩乘上归途的末班车，路旁温度计为摄氏36度，却并不感到太热。我把弟弟送回医院，问其有何感想？晒得满脸通红的他开心地说，今天一日游，是此生最高兴的一天。又问对父亲有何感觉。他说，愿父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终于沟通而融合，在天上人间团聚了。我俩说好，每年此日都要追思父母。
分手时，我一阵心酸，忍住眼泪，未让弟弟觉察。前几次分手，我都泪流满面，甚至还抱着他痛哭不止。他却反而每每安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