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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右斗争观察:缅怀右派分子家父,反右维权任重道远 /俞梅荪

2021年04月24日 综合新闻 ⁄ 共 213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俞梅荪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精神病医院接弟弟俞颂荪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般的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家父俞彪文,毕业于东吴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意见而成为右派分子,不忍屈辱,蒙冤自杀,终年31岁。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投奔老年丧独子的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的祖母,因受家父株连而被劝退休(工资减半)。之后,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后来在北京郊外工厂当工人。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8年,回北京接班顶替退休的母亲,后来上大学,在北京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


 祖父俞颂华,1919年任上海《学灯》杂志主编,曾刊载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俞颂华(28岁记者)和瞿秋白(20岁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发回的连续报道,对当时国人了解苏俄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并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的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了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帮助,还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去世后,我和弟弟从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备受同学、邻居、同事的歧视和欺辱,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精神抑郁症。30多年来,每隔5、6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给我俩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在为家父作“改正”结论时说:“你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就不算错了。”为搞清究竟是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当年《人民日报》刊载由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主持的座谈会上,家父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些言论在当时就根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我几经激烈争执,使其哑口无言,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这是我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的结果,亦是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干部的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的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重新安葬家父。


 在每年7月的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是哪天。2003年,家母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因不忍抛下我和弟弟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和进冤狱,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曾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重新思考家父的事,为了解当年的真相,我去拜访唯一在世的与家父在同一办公室工作的叔叔,他却在两个月之前刚去世。我来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察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我从历史角度渐渐理解家父的万念俱灰而愤然辞世。


 我读到北岛先生对童年的叙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先生的这段珍贵记叙,撕开深埋我脑海的那个场景: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母亲带我到(阜成门人民医院)病房,见父亲全身绑着白色绷带,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母亲考证。直到20年后我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后,家父因内脏被震错位无法恢复而去世。


 2008年4月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的事。他认真地看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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