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俞梅荪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精神病医院接弟弟俞颂荪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般的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家父俞彪文，毕业于东吴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意见而成为右派分子，不忍屈辱，蒙冤自杀，终年31岁。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投奔老年丧独子的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的祖母，因受家父株连而被劝退休（工资减半）。之后，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后来在北京郊外工厂当工人。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8年，回北京接班顶替退休的母亲，后来上大学，在北京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
祖父俞颂华，1919年任上海《学灯》杂志主编，曾刊载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俞颂华（28岁记者）和瞿秋白（20岁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发回的连续报道，对当时国人了解苏俄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并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的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了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帮助，还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去世后，我和弟弟从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备受同学、邻居、同事的歧视和欺辱，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精神抑郁症。30多年来，每隔5、6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给我俩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在为家父作“改正”结论时说：“你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就不算错了。”为搞清究竟是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当年《人民日报》刊载由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主持的座谈会上，家父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些言论在当时就根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我几经激烈争执，使其哑口无言，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这是我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的结果，亦是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干部的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的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重新安葬家父。
在每年7月的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是哪天。2003年，家母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因不忍抛下我和弟弟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和进冤狱，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曾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重新思考家父的事，为了解当年的真相，我去拜访唯一在世的与家父在同一办公室工作的叔叔，他却在两个月之前刚去世。我来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察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我从历史角度渐渐理解家父的万念俱灰而愤然辞世。
我读到北岛先生对童年的叙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先生的这段珍贵记叙，撕开深埋我脑海的那个场景：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母亲带我到（阜成门人民医院）病房，见父亲全身绑着白色绷带，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母亲考证。直到20年后我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后，家父因内脏被震错位无法恢复而去世。
2008年4月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的事。他认真地看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