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秋转自博讯网
而在整体的农民工群体中，拥有失业保险的比例并不高。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者告诉本台：“保险的成本蛮高的，所以农民工总人数大概2.9亿，但有保险的只有20%多，也就是5000到6000万之间。”
自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雇员缴纳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在内的五种社会保险。但即使拥有了失业保险，也不意味着能真正享有失业保险带来的福利。
政策宣传不到位造成农民工保险意识不高。本台采访了两位农民工，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农民工还可以申请失业保险这件事。
农民工在申领失业保险的程序上也缺少帮助。前述那位劳工问题研究者告诉本台，“根据法律来说，每个农民工只要他失业了，都有权利去申请失业救济金；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农民工不知道，而且他要拿到单位的失业证明，可能也挺麻烦。所以，实际中，基本没有什么农民工去拿到这种失业保险。”
据《新京报》报道，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此前曾建议，为在农村的1.2亿非农业人口和两千六百万农民工每人发五百元救助金，通过农村扶贫政策的渠道来发放。
但退休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农民工廖诚告诉本台，农民在领取社会保障金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很多潜规则，“无论办什么，多少你都得（表示一下）；有的你不送礼，也得说点好话，否则该给办，他就不给办，拖、拖、拖，都是这种现象。”
提到对失业农民工的救助，他也表示不乐观：“一提农民工大伙都瞧不起，因为农民工的处境太悲凉，受剥削。”
自杀性的制度设计
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的创始人韩东方指出，虽然中国政府为没有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提供补助是一种利好，但制度设计却阻碍农民工受益。
“它（政府）有心想要讨好老百姓，想让老百姓拥护他，想给大家一些好处，但在制度设计上，令决策者和潜在的受益者之间没有桥梁。”
韩东方所说的桥梁是指工会。目前，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有各级工会组织。中国境内并不允许工人自己组织工会。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员工自组工会，被公司解散，并受到政府打压。
韩东方认为，中国的工会没有起到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工会组织是不到位的，是不代表工人与政府和企业雇主进行磋商的，”
他认为，这种制度很难改变：“这种制度带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基因层面的设计，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
韩东方分析说，健康的公民社会各种利益阶层应该有自己的代言组织，帮助政府的政策真正惠及自己的群体。
与中国的情况形成较大反差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在疫情期间迅速出台了几项帮助普遍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克服困难的法案。从4月15日开始，已经有不少满足条件的普通家庭收到了每人一千二百美元的救济金。而在4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刚刚批准了三千多亿美元的小企业优惠贷款。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已通过了两万亿美元针对小微企业的救助计划。除此之外，每个失业者都可以领取失业救济。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