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似乎能理解为什么小方将买房视为目标，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他已经整整6年没有住过少于10个室友的宿舍，长年没有自己的房间，就像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离结婚成家的想像很遥远。小方说，这里的住宿环境很拥挤，和家乡差太多了，每个人刚来都有点不适应。苦中作乐的他不忘分享曾经听闻的都市传奇，“我们算还好了，妳去过孟加拉工人的宿舍吗，在铁皮屋里，长长的走道两旁都是上下铺，哇，他们那才是真的辛苦。”
这样的劳工宿舍环境，和19世纪新加坡的华工“猪仔馆”几乎如出一彻。猪仔指的是当时从中国被拐卖来新加坡做苦力的劳工，他们在掮客的诱骗下签订英文的劳动契约，一抵达新加坡就被人口贩子带到环境恶劣的“猪仔馆”集中管理。1901年牛车水宝塔街（Pagoda Street）的59间屋子中，有高达12间是猪仔馆，本地文史学家考察著名的猪仔馆“广合源号”旧址，发现窄小的店面里竟然设计五间厕所，可以想见当年里面环境的拥挤。
3.jpg.png牛车水宝塔街现址，因为街上有当时著名的猪仔馆“广合源号”，宝塔街又被称为广合源街。（宋家瑜拍摄）
2016年新加坡的客工宿舍曾爆发大规模的兹卡病毒疫情，当时本地劳团曾针对客工的宿舍环境提出抗议，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狭隘拥挤的客工宿舍隐身在新加坡的组屋（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组屋是新加坡的公共住宅，超过80%的本地人住在组屋，有些屋主会将家里房间分租，和房客共居。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依组屋的种类规定可出租的房客人数，例如四房式的组屋不得租超过六名非血亲之房客，其目的是为了“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但房客少、要分摊的房租相对就高，对客居异乡的中国客工而言，租一张床铺的租金能让他们攒下更多积蓄，因此才会出现大量贴在芽笼街边墙面的中文租屋广告，这些宿舍几乎都是违法超租，在有限的室内空间塞满上下铺床架，不可能放上租屋网站宣传。
来自陕西的小史和秦大哥知道我对客工宿舍感到好奇，邀请我晚上到宿舍一起吃饺子。他们的宿舍位于新加坡西部靠近工业区的组屋，搭电梯上楼的时候，小史一直说这里环境比较克难、希望妳不要介意。抵达门口，他拿出钥匙转开铁门门锁，低声说，住这么多人是违法的，怕被看见，门要记得关起来。
打开门，一股混合汗臭、油烟、炒菜香的浓浊气味窜出，瞬间我有点犹豫该不该待空气流通后再把铁门带上，但小史连声提醒快关门。走进宿舍，映入眼帘的是照不到室外光线的小客厅，天花板的挂扇吃力打转，摇摇欲坠。穿鞋走过客厅的地面磁砖，透过鞋底踩踏还是能隐约感觉到地板长久没清理的湿黏。这间客工宿舍共有四间房间，每间房里都放着铁制的上下铺，目前住了13位中国客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住进17人，大家生活作息都不一样，有人凌晨2点晚班回家，有人凌晨4点要上早班。
宿舍的房客全部是第一次到新加坡的客工，他们在中国付完仲介费就被安排住进这里。小史和秦大哥的宿舍是上下铺，一张床位是新币230元（约台币5,290元），他们的薪水分别是新币1400元及1800元（约台币32,200元及41,400元），低廉的租金能够减轻他们面对新加坡高物价的生活压力。这些非法超租的客工宿舍隐身在新加坡各地的组屋，在不妨碍邻人生活的情况下，附近住户就算知道这里有客工宿舍，也会有默契地无视，因为大家都知道若举报的话，房东罚款事小，倒霉的还是这群要连夜搬家的无辜房客。
秦大哥在厨房杆面团，光着上身，看到我们进来大声吆喝欢迎。今年35岁的他以前在陕西的中餐厅当厨师，音量宏亮，到新加坡的食品厂工作刚满一年，相较其他才来几个月的室友，他是这间宿舍最资深的前辈，也是最会做菜的大厨，“吃外面饭量少，加饭还要加钱，自己煮至少一定吃得饱！”他指着厨房的餐台说，这里每个人都会自己买一个电锅，不跟室友借，就怕耽误别人煮饭用餐的时间。
小史说，宿舍的人彼此不太聊天谈心，他甚至连住下铺的室友本名叫什么都不知道，顶多就是彼此开开玩笑，因为每个人回家都很累，只想躺在自己的床上滑手机开视讯。中国各地的方言不同，大家开扩音聊天也不怕室友偷听，但若是吵架或遇到烦心的事，旁人还是可以从语气隐约感觉出来，“每个人来这里做工都有不同的原因，大家不会去探问别人的隐私。”他谨慎地说。
“光头哥！”房间里传来喊声，“是在叫你吗？”我问了光头的秦大哥，也看了一眼头发几乎剃平的小史，他们两人笑着跟我说，是在喊房里的另一个室友呢，因为新加坡剪头发很贵，宿舍的人就买了个推子互相帮忙理发，现在大家都剃成一样的光头，“反正在这里也不会被认识的人看到，丑就丑呗！”秦大哥扯着一贯的大嗓门喊着。
4.jpg.png客工宿舍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电锅，每天煮饭可以吃饱，比外食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