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反右)逃不掉“地主”的阴影 刘衡 在我国受迫害的人群中，地主可说是苦难最深、镇压最多、时间最长、只摘帽没平冤、被压得无声无息的了。. 提起地主，人们眼前就幌动黄世仁、刘文彩、周剥皮的影子。且不说这是文艺创作，实际上，像他们那样的地主是极少的，绝大部分地主并没做出过什么违法的事，只是因为在“解放”前三年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且不论这些土地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如果要“平均地权”，完全可以采用国民党在台湾和平土改的办法，并不把地主当作敌人。可是，我们却采用暴力土改：血腥镇压、捆绑吊打、扫地出门。。。。。不但夺走了地主的土地，而且还要对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土改之后，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原先规定地主.三年后改变成分，三年后农村就不再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大家从此都称作农民。殊不知这帽子一戴三十年，成分成了终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世袭制，老的地主死了，由他们的儿子“接班顶替”──为的是国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没有阶级，对敌斗争不能缺少活靶子。“地富反坏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主常常是首当其冲的敌人。“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成了农村家喻户晓的口头语。河北蓟县地主的女儿卢兰坡是“幸运”的，1946年土改父亲被镇压时，她才12岁，没戴上地主帽子。不久，她母亲带着6个孩子离开那万恶的土地、伤心的家园，先后逃亡到北平投亲靠友。为了要和地主生活一刀两断，他们连姓都改了，改姓田。1950年，田兰坡幼儿师范毕业后，考进人民日报社幼儿园当教师。她健康、活泼、美丽，会说、会唱、会跳，成了小朋友们喜爱的孩子王。1954年，当选为报社积极分子。“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跟着党走就有光明前途”。她入青年团,当团干部，遇事冲锋陷阵，起模范作用。还和从晋察冀解放区来的年轻的老党员、老干部王唯一结婚，生了儿子。1957年鸣放，党一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她连忙带头提意见:"我老家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 这是古今中外新闻界的通病，人们时时都在说。可是,一反右派，人们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想到田兰坡的父亲，想到她至今还和老家有联系，还在为家乡人民说话，就把她划成右派分子。开头, 田兰坡想不通:"我响应党号召，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了呢?"经过人们狂轰乱炸,她明白了:"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 血管里流的是地主的血，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就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 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党是不会错的!"她很快低头认罪。大家认为她认罪态度好，又是最底层的小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差不多。加之她工资很低，再扣就没有了，就给了她一个最轻的第六类免予行政处分：不扣工资、开除团籍、劳动锻炼。 1958年4月，田兰坡给丈夫丢下2岁的男孩，跟着大伙儿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我们人民日报社来农场的十多人中,只有我和她两个是女的，她才24岁，我觉得我应该关照她, 就对她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以后会弄清的。"她听了，十分高兴。不久，农场宣布我是不服罪的顽固右派，领导我们的人武部部长王振山叫大家孤立我、斗争我，和我划清界限。田兰坡是一切相信党、听从党的，虽然对我并不疾言厉色，但也不笑脸相迎了。.在农场，不论是挑担抬土、筑堤抢险，浇水种菜，田兰坡仍然冲锋在前，事事带头。她干活麻利、姿势优美，虽然年纪最轻，却当了我们的组长。1959年初春节,除我之外，右派分子们都回家了。回来后，田兰坡发现自己怀了孕。她多次提出,为了好好改造，要堕胎：“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哪有生小孩的资格?”.王振山不断表扬她,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能很快摘掉帽子等等。我感到不对头，因那时没搞计划生育，“母亲英雄”正在吃香, 而田兰坡才有一个小孩。我对王振山说:“这事千万做不得！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权利。小孩没有罪,怀孕的罪犯还可以免刑。如果让她堕了胎,将来这个账就要算在反右派的头上，就要算在党的头上！"王振山虽然当众对我不断训斥、辱骂，但我并不对他记恨、对立，经常让他掌握政策，该说就说。他也常常一边骂我，一边把我的意见向上级反映。这一次，我不知道王振山是怎样向上级反映的，只知道几天后，王振山向我们传达：农场党委允许田兰坡怀孕、生小孩，大家应该了解、感谢党的宽大政策等等。 监狱里的孕妇可以免刑，劳改中的孕妇却不能回家。我只好提醒王振山，给她分派轻活。王振山对田兰坡的印象本来就好,又是小同乡,很乐意接受我的提醒。但农场没有太轻的活。田兰坡干起活来，还是不顾一切，抢在前，歇在后。两人抬筐，她总是把筐挪近自己。我常叫她注意身体，悠着点干。有一次在批斗我的会上，田兰坡责备我，说我自己干不多,干不快,还不让她干多、干快。（她对我不像有的人那样，总是横眉瞪眼、恶语相伤，以示立场坚定。这是她批斗我唯一最重的话，所以记住了。）我虽然伤心，但并不因此就不说。1959年国庆，全国第一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大家认为应该给田兰坡摘，谁知并没有她。她只好干到11月初，过了预产期，才被允许回家。她挺着大肚子，坐在农场的拖拉机上，在路上颠簸了几百公里。幸亏她身体好，11月8日，平安生下一个女孩。这才被通知摘掉右派帽子，留在报社，做较低职位工作。1968年，生了一对双胞胎，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第一批10个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其中有田兰坡。但她既不恢复工资（没扣工资，21年了，还是最低工资），又不恢复团籍（早已超龄）。唯一恢复的是她的姓，从田兰坡恢复成卢兰坡了。因为与此同时，全国地主被宣布摘掉帽子，她这才摆脱了“地主”的阴影。1984年调群众工作部，1987年获得编辑职称，1991年当选为报社先进工作者，1992年入党。地主光摘帽，不甄别，卢兰坡脑子里就出现一个过去不去想、现在只敢想不敢说的问题：父亲被镇压，是他罪有应得，还是冤魂一个？2006年10月8日，卢兰坡因癌细胞扩散，带着这个问题与世长辞了。为了接受历史的教训，在世的后来者们，一起来寻找这类问题的答案，为这些苦难最深.、被压得无声无息的地主们说说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