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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右斗争观察:反右是阴谋不是“阳谋”

2021年02月09日 综合新闻 ⁄ 共 216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阳谋》一书,通过毛泽东的谈话、会议上讲话和发表文章、做出批示的时间顺序,以及中共中央内部文件、通知出笼的先后层次,有力地证明了:反右斗争是毛泽东蓄谋已久,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诡计。毛氏一伙故布疑阵,迷惑群众;组织会议,邀请鸣放;先党外,后党内;重点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并有预定目标人物;在操作上以花言巧语,哄骗劝诱;“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旨在巩固政权,坐稳龙椅。这一设计定局的阴谋,毛氏自我解嘲为“阳谋”,充分暴露了毛氏一伙的卑鄙心理与狰狞面目。
毫无诚信 当年毛氏一伙动员群众鸣放时,一再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消除群众顾虑,使其放胆直言。其后又诱骗群众向党“交心”,以示忠诚。待群众鸣放出口,材料到手,立马变脸整人,展开批判斗争。堂堂执政大党,竟欺诈苍生。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结果“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反右后民间流传谚语:“大鸣大放,傻子上当;运动一过,小鞋穿上。”说明群众已洞烛其奸。反右斗争,完全暴露了毛氏一伙的卑鄙无耻,乏善可陈。党内有良知之士对此亦有异见。例如在山东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冯毅之说:
“当初,人家本来就不想说话,更不愿提批评意见,是我们千方百计劝说和动员,好歹人家才开了口。现在反根据他们说的话来批判斗争打成右派,这不但违反党的精神原则,也违背了做人的良心……我不能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省委书记当场指斥他“同情右派,和右派穿一条裤子。”把他打成了“极右分子”。

《阳谋》一书,列举许多实例,显示毛氏一伙向来贯用宣传欺骗,毫无诚信。远在内战中即有欺骗得手后撕毁与国军将领的协定,大举杀害放下武器的投诚官兵(如国民党防守长江的二十军军长杨刚才所部)和处决起义官兵(如云南龙云所部)的卑劣行动。又如制定宪法,只是装饰门面的纸上条文从不贯彻执行;公民权利成为空谈。反右斗争的欺诈伎俩,是毛氏一伙恶劣品质的全面彻底的暴露。

自掘坟墓 若干民主人士、知名学者,迷信中共宣传和统战政策,当年利用国民政府治下比较宽松的自由环境,对政府口诛笔伐,为中共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帮了中共大忙。待毛氏一伙登基坐殿掌权之后,对这些民主人士、知名学者,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将其作为改造或革命对象,严酷整肃。利用反右斗争契机,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曾昭伦、王造时、陈仁炳、彭文应、叶笃义、潘光旦等等打成阶下囚。有人讥讽这些民主人士当年弃蒋拥共,无异于为自身预掘坟墓。
飞蛾投火 中共执政之后,打出“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的幌子,仿佛需才孔急,求贤若渴。许多在海外定居奉职的学者与有志青年,想方设法回到大陆,力求报效祖国。然而回到大陆后,多被疑嫉,甚至视为特嫌,并失去离境自由。这些人不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甚至频遭整肃,沦为另册贱民。如新华社外文编辑刘祖蔚,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供职。1950年回大陆。肃反运动挨整,反右运动又被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定居香港的作曲家陈歌辛,经中共动员回到大陆。1957年划为右派,流放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而死。又如中央广播事业局翻译陈润康,1954年从法国回来。1957年划为右派,送农村劳改,一年多便被折磨而死。

《阳谋》列举了许多海外归来学子的悲惨经历。当年“不仅从美国,凡海外归来的都首先是抓右派的目标。”因此有人悲叹,从海外投奔大陆者,犹如飞蛾投火,自速其亡。
痴念破灭 当年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或专家学者,以及在内战中曾协助、掩护过中共人员的“开明士绅,”曾想在毛氏政权下寻取安身立命之所,发挥专长,有所奉献。然而中共一旦夺取政权,江山坐稳,这类人员便失去统战价值,弃如敝屣,甚至沦为另册贱民,得到可悲下场。

如长期与中共合作提供情报,对解放有功的国民党将领刘宗宽;1949年在甘肃起义的国民党第九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等;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当了贱民。
如前中医研究院老科学家刘绍光,1948年谢绝美国邀请,留下来决心为毛氏政权效劳。中共将他按旧政府人员处理,残酷折磨。1957年打入右派,管制劳改,清扫厕所,长达二十多年。

如名作家沈从文、美学家朱光潜,在北平易帜前夕,谢绝将介石抢救学者送到家的南下机票,留下来想为中共政权服务。毛氏登基后,朱曾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定为“管制分子。”沈发现误入困境难以立足,自杀未遂,其后著作全被销毁而远离文学;不得不到历史博物馆写标签,当解说员。从此沈便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断送一生 1957年,青年学子轻信宣传,响应号召,以满腔热情参加鸣放;以至忠至诚、义无反顾地向中共政权提出法治、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渴望和诉求。结果,事与愿违,并从此断送一生前程,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例如,北京大学经江隆基、陆平两位党委书记之手,先后共划右派811人,占在校人数10%。其中140多名“极右派”被开除,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青年学子精英划右后受难者,仅北大便有黄宗羲、刘奇弟、张锡琨、任大熊、郑光第、萧其中、贺永增、顾文选、沈元、林昭等等。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万众痛惜精英。又如清华大学划了571名右派,占总人数5%以上。武汉大学划右派430名,教师和学生的划右率分别是14%和10%。其他高等院校划右也大致相仿。恶政嫉才,不知断送多少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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